5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虞和平一、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1、社会经济史的提出和初步研究21世纪以来，本学科最重要一个的创新是社会经济史日益受到关注。早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部门、行业、企业、统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各种经济学。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出现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主要限于商帮、行会、阶级之类。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80年代设立经济史研究室时的就以社1会经济史为主体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各种制约因素，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其实，在国外，社会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开始流行起2来。仅在30年代，仅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就有：《美国社会经济史》、《英国社会经济史》、《德国社会经济史》、《法国社会经济史》、《意大利社会经济史》、《日本社会经济史》、《俄国社会经济史》、《缅甸社会经济史》。同时，除了外国的社会经济史之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也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出版过《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书。进十几年来，又有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比较领先。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传统社会因素问题。在中国，直到九十年代有个别学者出版了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如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中提出其研究的对象是：“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3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研究的内容“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和政府的决策、政策，以及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张晓辉的《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段本洛的《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但是，在实践研究中还是缺少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近年来认同面进一步扩大，原本以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也非常重视和采纳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和内容。如吴承明先生在2001年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指明其理由是：“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史，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要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吴先生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在2003年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4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2007年，又在其著作中谈及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也有些高等院校也成立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机构，并被教育部批准为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标志着社会经济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为学界和政府教育部门所公认。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进一步的探讨。在具体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进行研究。汪敬虞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3册，其内容结构，与以前吴承明、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整体研究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反映了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其中能够体现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5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的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社会经济史研究需要加强薄弱问题的研究。在上述关于的国内外已有研究状况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已有研究中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将着重对这些内容进行攻关研究，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近代社会经济史。2、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近年来的一种方法创新。运用这一方法的主要是杜恂诚，他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所谓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民间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政府处于弱势时，诱致性变迁仍可能发生；政府处于强势时，强制性变迁就易于发生；同时这两者存在交替关系。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或商业网络的视角亦时有采用。如有人研究商会的网络化组织和功能作用。有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地区，金融网络体系。还有人研究了由进出口商人、内地中6间商人、城乡集市与零售店铺以及城乡消费者结成的传统市场网络。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铁路与贸易网络形成的关系，以及南中国海与中国东南地区的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性社会经济网络及其作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近年来也有所采用。这方面山西大学的学者做了较多工作。胡英泽以调查所得的200余块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和制度。韩茂莉探讨了山西、陕西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其中的地缘、血缘因素。现代化的方法。是工业化问题研究。严立贤的原始工业化；李伯重早期工业化；彭南生的半工业化。二、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新观点的提出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时代的发展，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有较大深入和较多开拓，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呈现出既重视学术跟踪又注重社会联系的新特点，使学术性和时代性实现了较好的结合。1、关于“三农”研究7所谓“三农”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都历来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近几年，在党和国家提出“三农”建设方针的影响下，“三农”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在继续对“三农”进行分别研究之外，注意到“三农”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并多有现代化的视角：一是通过考察近代“三农”状况提出新的观点。在政府政策的层面上，郑起东认为，晚清政府沿袭清代传统而推行的重农政策，同样使全国的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又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良大后方农业的成绩，虽是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也与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有关。刘建军等人则认为，清末商部和农工商部对改良传统农业的举措，较为全面地促进了农业发展，但由于政府行政权力资源严重流失，决定了它无法完成农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在农民素质的层面上，刘兴豪认为，在1912—1937年间的湖南，虽然地租、赋税、高利贷的繁重和农民生活异常困苦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化趋向又对农业现代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先明等人认为，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工和雇主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而“社会分化不充分”既是雇佣关系普遍化和雇工身份非固定化的导因，也是雇工群体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阶层的根本原因。在农民经济负担的层面上，对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8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更多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高王凌从地租“实收率”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多数地方并不能照定额租征收，而是按原额折成交租，实收地租率只有产出30%左右。邢丙彦的研究支持了高王凌的估算，他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租册记载，论证了民国时期，松江、青浦两县仍延续着清朝以来的地租减免惯例。当然，也有支持旧有估算的研究，如史志宏利用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在1930年、1936年、1946年时相关情况的调查资料，对其地租率进行了估算，认为粮租为38%-45%，钱租为45%-54%。不过，这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应该注意南北差异的问题。二是通过考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三农”作综合性和体制性的研究。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有著作问世，主要的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一定先、走平和江宁威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有关的论文就为数更多了，所涉及的地区除了以往有所研究的河北、山东之外，又有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这些著作，从乡村的政治改革、文化教育、农业合作、农产加工、农村治理等方面，对所涉地区的“三农”作综合性的考察。众多的论文则多是专题性的研究，较多地涉及了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如我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是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9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张秉福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模式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但是其反对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的思路仍值得新世纪农村建设借鉴。吴星云认为，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关于企业史的研究企业史研究，在一些发达的国家早就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出版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历史学界和企业界，在改革开放之前虽也编写了一些企业史的书籍，但大多是宣传性的简易读本，且以讲述本企业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为主体内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三资企业”的兴起，对企业史的学术性研究开始起步。尤其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近代企业史研究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新方向，但大多限于单个企业发展史的研究。从2000年前后，企业史研究开始朝着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和开拓着力甚多。众多论著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学10相结合的方法，并采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角度，以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为重点，既研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研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既研究企业的政治属性，也研究企业的经济属性；既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也研究企业的组织协调机制；既研究企业的内部生产，也研究企业的市场竞争；既研究企业的管理方式，也研究企业的精神理念；既研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研究企业的失败教训。其中有较多研究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近代企业的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