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隐之术是如何强奸中国历史的？

赵丹阳：显隐之术是如何强奸中国历史的？2014-01-29弄权者的阴暗心理揭露：颜渊请教如何实践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节便是仁。只要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受到感化，而归向于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来下功夫，还要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看，不合于礼的不听，不合于礼的不说，遇到一切不合于礼的事情都不动心。」其中这个‘礼’字，包含广袤，具备‘务本’、‘正己’、‘任才’、‘度量’等等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大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因此近代的康、魏、梁、严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才托古改制，认为儒家礼教说穿了，就是要为帝王的行为制定准则，并将其法律化、制度化，以达到‘虚君实相’的立宪目的。为什么先要为帝王制定制度和法则？道理很简单，只因为天下‘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只有合理的控制一国元首的所行所为，令其长久躬行卑政，再加上良将贤才配合得力，才能赢得大治。所以儒家说：“法令制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而是人们制定出来的，又反过来约束人们端正自己。果真通达了根本，就不会在细枝末节上犯错误；掌握了纲要，就不会被疑难所困惑；人君自己能做到，也不要去非难别人；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去要求臣民；禁止百姓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所以人君制定法度，首先自己要做守法的模范，法纪、禁令先能在立法者自己身上得到实施，那么，政令法度就必然能在百姓中得到贯彻。”由此可见孔子不赞成搞特权，也知道一旦搞特殊、搞集权，就必然逃不过历史的治乱周期定律。所以大儒才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内无法家拂士，出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等等说法。问题是古代的枭雄霸主，无一而愿自套枷锁，把诸子百家的思想去芜存菁，立以为法。只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格局一旦形成，他们自己便也觉得这元首当得没什么意思。故而对于孔子及其他诸位先圣所提政论，上位者不但不以之制约自己，构建国体，反而只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当做道德要求，仅从中择敛一二无关痛痒者身体力行，单为作秀。不惟如此，更将诸子百家中本是对上位者提出的要求，添枝加叶，倒过来强迫百姓无偿实行。（这也是仁人志士长期怨恨与误解儒、法两家的原因）于是“非礼勿视、非礼不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在‘任才’、‘尚道’、‘至公’、‘富民’、‘因果’、‘辩能’等等360项政治举措、法律条文上的含义被删除净尽，被历代统治阶级断章取义的翻译为不符合‘圣、廉、忠、勇、孝、仁、义、诚、智、信’的事情不要听，不要看，不要说。到了近现代西学东进，一些有志之士和别有用心之人为了击垮政府思维在民间的意志延伸，干脆故意将其曲解为不符合礼仪的事绝口不提、充耳不闻。（国外的野心家及其走狗这样解释，是为了让百姓厌弃儒家理论中合理的部分，从而让百姓无所适从，逐步陷入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而本国的仁人志士这么做，则是为了间接打烂封建帝王统摄民间的理论武器，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二者之所否定，无一而非被强盗逻辑包装过的儒家文化，非孔子本意）上位者与别有用心之人就这样建立起了一道以‘儒家礼教’为核心，以‘显隐’之术为手段，以一家独大为目的的无形‘防火墙’所谓‘显隐’者，其道有四：一，与‘小大’之术同根而生，但是其手段和程度大相径庭。二，在一定场合下令不符合礼教却有益于民生的人、事、言隐匿不现，如同消失。（或盛加其恶，‘显’其劣迹，‘隐’其善行，令世人口诛笔伐。）对于自身所作符合礼教，且行为周正，处事圆融但却不具备‘势位’（权势地位）、‘人心’、‘天时’、‘技能’的人也故意熟视无睹。三，对于自身所作不合礼教，但却颇有背景且无政治过犯的人，常‘隐’其罪恶，‘显’其功德；对于自身所作合乎礼教标准，且不乏“关系”的人，便无中生有，妄加其美，塑成典型，大力彰‘显’，以为教材。四，如果对方所为与礼教原则背道而驰，但却在某个领域内已然颇得人心，有过人的本领，且能在“大势”上顺时而动，就对他“招安”，使他尊‘显’；如果对方所为离经叛道，但在专业领域内却有口皆碑，自己也绝非匮才乏术，可就是不懂‘应权通变’，那么就想方设法打压他、除掉他，使他永远的隐藏甚至消失。这是‘显隐’之术的升级。案例一：唐朝著名的理论家赵蕤，幼年时曾就《三国志》中的一段史实质问他的私塾先生说：“曹操杀完吕伯奢一家后，所说的是‘宁我负人，人毋负我’，而您却说曹操所言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并且把他‘势之所迫，岂有它哉’的困窘隐藏不提，却极力彰显他的狠毒与自私，为什么呢？”老师说：“按照儒家‘非黑即白’、‘不做圣人，便为禽兽’的观点来说，违反礼教的人应该是一无是处的。而《三国志》在曹操屠戮吕伯奢这一节上却力求实事求是，把他被迫杀人的苦衷描写的入木三分。我恐怕按照原文来讲，会违背现今统治者提出的官方哲学。所以我盛加其恶，彰显其过，隐藏其苦衷，为的是让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受到何种压迫，都做忠臣孝子。”赵蕤道：“身为先生却不极力还原第一历史，反而妄加杜撰，只为了顺应帝王将相的口味，怎么能算有‘师德’呢？”老师道：“当你成为别人的老师后，就会明白我的苦衷。在专制体制下，教会学生圆滑处世、顺上之为比教会学生‘探穷颐理’更重要！”赵蕤争辩道：“如果我是老师，一定教导我的学生‘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的道理，让他直言鲠议，独立自主，求真务实。”老师道：“你的学生若听了你这番话，极有可能终身怀才不遇，四处碰壁！”日后，李白果然仕途不畅，终至颠沛流离，抱月而死。另一种说法是：李白询问赵蕤说：“现在的小说家对于夏侯元让这一人物，专责清议他的暴力，而且给他安排了一个被鬼神吓死的结局，真的是这样吗？”赵蕤道：“不是这样的。曹操起兵，夏侯惇是其最早的将领之一。多次为曹操镇守后方，曾率军民阻断太寿河水，筑陂塘灌溉农田，使百姓受益，功勋卓著。历任折冲校尉、济阴太守、建武将军，官至大将军，封高安乡侯，死后谥为忠侯。夏侯惇一生虽多在军旅，但仍不忘治学。他常亲自迎师，虚心求教。他为人俭朴，所得赏赐全部分给将士。一生不置产业，至死家无余财。他因忠于职守、拔矢啖睛、厚待部属而名动四方，连云长、子明这些天下将才都对他有所忌讳。”李白问道：“说他被鬼神吓死，有根据吗？”赵蕤道：“没有根据。这类将领纵横沙场，大都患有‘犬马之疾’，多是疲累致死。之所以小说家会这么说，是因为夏侯惇跟随魏武帝逐步推翻旧制却没有负罪感，反而志气高昂，屡建功勋，这在儒士看来无异助纣为虐。但凡在政治立场上不符合官方套路的军人，都应该‘一无是处’、‘穷凶极恶’。所以小说家将他的优点全部‘隐’藏，把他的罪恶‘显’诸四方，并编出他被‘伏皇后的鬼魂吓死’这一事件来告诫世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案例二：尹壮图问道：“您看了我的《和珅传》吗？”刘墉道：“看了，写的不行，我无法提交给皇帝老爷子。”尹壮图道：“难道我写的不真实犀利吗？我觉得这本书足以说教世人。”刘墉道：“的确足以说教世人，但你所要给大众的说教，与统治者要给的不一样，甚至背道而驰！”尹壮图疑惑道：“怎么说呢？”刘墉道：“你书中引用了和珅临死前做的那首《狱中对月诗》，这就大大的不妥。你瞧那：‘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薫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生，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这首诗清楚明白的揭露了四个事实，其一，君为钓者，我为鱼肉，咱们乾隆爷有借用和珅来实施‘轻重’之术，以图榨取民财，藏富于箧的意图；其二，和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腔抱负，腹有机谋；三，和珅被判死刑的原因是成王败寇；四，嘉庆爷不懂得怜恤老臣，卸磨杀驴。第一条等于揭露咱们的体制就是滋生贪污的体制；第二条等于告诉百姓反面人物也可以具备才华和抱负，使百姓降低了对‘邪不胜正’这一古训的信奉度；第三条等于告诉百姓和珅被抓不是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是他在策略上经营不善，进退失据，倒了霉运，所以被抓了。同时也披露了该抓却还没被抓的贪官污吏还有一大堆；第四条等于是在说爱新觉罗两代主子在玩弄帝王之术，一个用他来敛取民财、制衡清流，另一个用他来杀一儆百，垂训后人。这样一来，他倒显得万分无辜。”尹壮图道：“那该怎么办？”刘墉笑道：“不如利用‘显隐’之术。无中生有，彰显并夸大他的罪恶，列为十大罪状。之后隐藏他想流传后世的《狱中对月诗》，改成一首单纯泄愤并图谋报复的词句。”尹壮图道：“如何篡改啊？”刘墉道：“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太上皇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於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尹壮图苦笑道：“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好吧，那诗词如何修改？”刘墉道：“可在史书上这么记载，和珅见到罪状已明，气急败坏，当即赋诗一首，说要来世变为绝色美女来迷惑帝王，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其大略如下：‘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瞧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尹壮图气愤道：“您如此罔顾事实，我不可能按照您的意思修改。这是我的稿件，您试着提交一下吧！”刘墉不紧不慢的接过稿件，绝尘而去。次日，尹壮图询问稿件提交的状况。刘墉冷冷道：“502错误！您所要访问的链接未遇到INTERNET，NOTGETAWAY……”案例三：赵丹阳问：“在精英泉涌的五代烽烟中，秦宗权和李克用各自带甲百万，称雄一方，战无不胜，应该算是众诸侯中的翘楚了。可惜秦宗权一代枭雄，被擒后竟还在槛车里伸出脑袋向孙揆辨解：‘尚书大人，您看我秦宗权是造反的人吗？我只是对朝廷一片忠心，无处投效罢了。’这个愚蠢的辩护，惹得围观的百姓都捧腹大笑。李唐王朝行将朽木，秦宗权反则反矣，在临死前居然还出丑卖乖，哪里有大人物的风范呢？”徐东道：“丹阳这个说法不也愚蠢透顶吗？看待史官们所记录的第二历史，首先要明确记录历史的这个人站在什么立场，然后再拿他所记录的历史与其他同年代而不同立场的史书互相参验比对，求同存异，众端参观，这样才有可能寻出最接近第一历史的材料来。”赵丹阳道：“怎么讲？”徐东道：“秦宗权手提劲卒，反抗朝廷，以下犯上，此礼教所不容之一；先从黄巢，又复背叛，大失忠诚，此礼教所不容之二；秦宗权为人极其残酷，所克州县，焚杀掳掠，史载‘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此礼教所不容之三。有此三条，能不被《新唐书》的编纂者曾公亮所丑化吗？你见过自古哪个‘天下霸主’没有战死沙场的体悟却还求情下话、跪地求饶的？”赵丹阳道：“我明白了，李克用与秦宗权二者俱怀野心，也都做过丧尽天良、违背人伦的事情，只因为李克用在名义上是李氏宗亲，又打着‘恢复唐室’的旗号，所以所行之恶被‘隐’匿不提，所行之善却被无限‘显’耀了；秦宗权自立为帝，不守臣节，所行之善理所应当被尽数屏蔽，而大显其丑。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大概是李唐王氏的教育部部长曾公亮给加上去故意羞辱他的吧！”古人重节，尤倡秉笔直书，所记历史尚且被政府的‘显隐’之术左右，何况今天呢？案例四：王士珍（北洋三杰其一）问袁世凯说：“新政府刚刚诞生，如何推行我们的教化是个问题。”袁世凯道：“为什么不选拔全国范围内的100名爱岗敬业模范，并极力表彰他们呢？人人安于岗位，就不会超越职分去议论国家大事或干些超越礼教的事情，这将有利于我们维稳。王先生有推荐的人选吗？”王士珍道：“我认为段祺瑞、汤芗铭和王宠惠可以成为这100人里的代表。”袁世凯道：“我们可以这样向百姓宣传：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前行，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9月3日晚，直系、奉系、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