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曹明臣摘要：本文从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途径、特点、成绩与不足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求得对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入准确的把握，为推动新世纪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关键词：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言（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实质，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即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应用于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应用，应用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之“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用它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要应用得好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又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磨合、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并形成毛泽东思想，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教训。但是这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又面临着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课题。这种结合同样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相结合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主要在于中国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结合内容和任务。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不同历史时期内具体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向前发展。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来展现的。从2理论层面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并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为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理论形态。就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而言，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从实践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实践成果。这些实践成果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过程并使中国革命与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产生的实践形态。就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而言，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化”为一种理论形态，也“化”为了一种实践形态。（二）关于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创建时期，即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开始的这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刚刚开始的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对于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却有其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其一，就理论界对于中共创建时期的研究而言，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中共建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建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建党特色、党的创始人、建党期间的工农运动及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上。在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上，成果相对较少。二，就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而言，焦点主要集中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上。同时，也在宏观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对于某一具体历史阶段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相对不足。可见，有必要把中共创建时期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深入的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深入对中共创建时期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理解，为推动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一、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只能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进程。贯穿于这一进程的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理论和行动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从事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启。这种开启，是在中共创建时期完成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中共创建时期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条件：（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3际相结合，首先就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正确的把握。这一要求只有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时才能达到。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公理战胜强权”的观念被彻底击碎，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而俄国十月革命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这种广泛传播与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大量地发表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也开始被翻译出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得到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比以往更具体、更清晰。如在阶级斗争方面，介绍的内容包括：阶级及其划分、阶级斗争及其起因；阶级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亡；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重点介绍的是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范畴及其内部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源；突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必随之而变动，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的条件”变动了，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也随之变动的观点。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资本的本质、剩余价值及其来源等基本问题得到了基本清楚的解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于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在像早期介绍时的那样零碎和片面，而是有了一个宏观的整体把握。例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被认为是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为三大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①并认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②另外，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李达的《马克思主义还原》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了一定的宏观介绍。这样就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些宣传和介绍，尽管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并无太深奥的道理，有些论述也“未必精当”，甚至有个别误解。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基本上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了。正是在这样①《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②同上，第50页。4的基础上，先进的中国人可以运用它去审视、分析甚至试图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二）出现了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启者。这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由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经过新文化运动锻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他们不尚虚文、注重实践。除自身的特点外，他们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向全世界展示了共同的美好前景。十月革命被称为是“庶民的胜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而不在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特别是苏俄政府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认为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体现了“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①。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之情，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其次，通过社会实践，工读互助团的试验遭到失败。人们认识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之前实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②由此，大量的先进分子急速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再次，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用这个恐怖的方法。”③许多进步青年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认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做不到”。他们在最终抛弃这些理论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以上原因，“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④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们广泛深入工人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①《对于俄罗斯劳民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第6号。②《存统复哲民》，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1日。③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复蔡和森等在法国诸会友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5并开始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开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领导罢工，之后又成立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就在实践层面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三）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4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企业的产生而产生。19世纪70年代，又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得到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产业工人由1913年大约120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第一，身受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三重压迫，其革命性和反抗性特别强；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很集中，主要分布于沿海大中城市，便于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来源是农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