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解析孔飞力的叫魂

读《叫魂》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在江南，这个中国历来最繁华的地区更尤为如此。孔飞力笔下描述的叫魂事件正在这片区域酝酿成一场曼延至全国性的案件。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的灵魂与躯体是可相分离的，若对着从某个人身上的物体（如发辫梢等实物）念咒之类的妖术，便可掌握别人的魂。通过施展这类的妖术，施行妖术的人便可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无疑，民众对这种“叫魂”术有着极大的危险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即在接下来出现的几个“普通”案件后，慢慢的演变成了对妖术的大恐慌。晦暗不明的威胁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妖术大恐慌的猖獗肆虐，引起了朝廷至少是皇帝的重视。弘历的震动是随之而来对全国各省的清剿行动。在弘历接触到叫魂案时，他判定是谋叛，是不能轻视的山雨之势欲来。随着全国各地上报来的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的新线索。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二九零页）”这一事实。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序言）”。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二八一页）”。弘历为官僚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理论上，政府有权开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二七六页）”，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二七六页）”。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二八九页）”。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二四三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二九二页）”。“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二九七）”，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绪。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或是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三百页）”。弘历“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三零三页）”。最终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极历史事件。最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随时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新的方式，观点，恐惧，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这个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