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教案 (5)

第一编第二分编秦汉文学教案（33课时）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汉赋和史传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重点难点：李斯、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大赋；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散文；汉乐府民歌等的文学成就。目录与课时分配：第一讲：秦汉文学概述1课时第二讲：秦及西汉散文2课时第三讲：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6课时第四讲：司马迁与《史记》8课时第五讲：两汉乐府诗4课时第六讲：东汉辞赋4课时第七讲：《汉书》及东汉散文4课时第八讲：东汉文人诗4课时教材：主要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周建忠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参考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讲秦汉文学概述教学目标：1、秦汉文学的基本态势2、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教学重点和难点：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教学方法：讲授课时安排：1课时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第一课时本节主要讲授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汉代文学的嬗变与分期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起义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秦汉文学就是从秦始皇统一到三国时期魏代汉，这一时期的文学。一、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第一，汉代形成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第二，以文才取士的用人制度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第三、诸侯王养士的风气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第四，帝王的爱好与提倡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第五，乐府、东观等设立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第六，游宦风气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二、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第一，以巨丽为美的审美风尚。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第二，文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第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