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执中]价值辩论中的比较_15683

价值辩论中的比较之一早想写一系列关于价值性辩论的讲义。但性子浮，杂事多，乘兴写几行，兴尽停几天……何日终篇，且看缘分吧。Ａ与Ｂ之间的比较——这是价值性辩论中，最常出现的一种题型。像「现代社会男生更累／女生更累」、「企业用人应以才为先／以德为先」或「爱人比被爱／被爱比爱人更幸福」等，皆属此类。既然要辩论「比较」，则可见被比较的两者间，并不存在同一个衡量标准（我们不会去辩论一公斤与十公斤孰重）。而如何在「事实上不存在共通比较标准」的情况下，选择某一标准，并让此一标准从「其他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的标准」中脱颖而出……是一门艺术。什么艺术？「受身」的艺术！因为在不同情况下，Ａ与Ｂ，坦白说，本来就各有各重要（否则大家就甭辩了）。所以任何比较标准，无论你再怎么坚守，必然都会有例外，都会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当例外出现时，该怎么接招，怎么化解，是架构的大核心。对此，马来西亚的队伍，习惯以攻代守；大陆队伍，习惯以走（走位）代守；台湾队伍，习惯以受代守……这是近年观察，往后不敢定论。先看看孟子怎么处理这种攻防。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任国有个人问屋庐子（名连，孟子的弟子）：「礼节和吃饭哪样重要？」曰：「礼重。」屋庐子说：「礼节重要。」「色与礼孰重？」那人又问：「娶妻和礼节哪样重要？」曰：「礼重。」回答说：「礼节重要。」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那人再问：「万一按照礼节去吃饭，就会吃不到饭而饿死；但不按照礼节，反而吃的到饭，那这时候，也一定要按照礼节行事吗？如果按照礼节（亲迎礼）娶亲，就会娶不到妻子；不按照礼节，反而娶的到妻子，那这时候，也一定要按照礼节行事吗？」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去，把问题告诉给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不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比较它们的末端，那么寸把长的木块也能使它高过高楼的尖顶（指在楼上举木）。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就一只金属带钩和一车子羽毛相比来说的吗？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拿吃饭或饿死这种程度的问题与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何止是吃饭重要？拿娶妻或孤老这种程度的问题与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又何止是娶妻重要？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章句下》你去这样回答他：『扭住哥哥的手臂抢夺他的食物，就能得到饭吃；不扭就得不到饭吃，那么就该扭他吗？翻过东边人家的墙头，侵犯那家的闺女，就能得到妻子；不去侵犯，就得不到妻子，那么就该去侵犯吗？』」在前述攻防中，孟子提出一个观念——那就是衡量事物的轻重，得看它的「本质」，至于外在的「后果」，则不过是本质对其周遭影响的延伸。想用延伸后的影响当标准，来比较本质的轻重，就像用影子的长短来计算高矮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而话虽如此，请注意，孟子后来回敬对手的那段「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事实上，也依然是另一种「对己方比较有利的后果」……作为辩论中的一种拆解，互掷例子，无非是顶着场面，好不落下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礼」会比「色」更重要。那么，在孟子的架构中，礼之所以重于食色的「本质」，究竟为何呢？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些大夫能够在万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千辆，在千辆兵车的国家中拥有百辆，所拥有的不能说是不多了。但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则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礼与食色间，何者更重要？孟子的切入点，就切在「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上。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它将「礼」与「食色」间，区分成了若不能「以礼而求食色」，便只能「以夺而得食色」。对孟子来说，礼，乃是「仁义」这个精神概念的条文化与强制化，它不仅是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对人欲的外铄性抑制——因此，有没有人会觉得礼不重要？当然有。但这种人，无他，都是强者，都是有自信能夺到好东西的人！这，就是孟子的「受身」。就是他老人家化解一切例外的大核心。有了这套受身，辩论就好打了：高打，我们可以进，去骂「强者可夺，当然觉得礼是拘束」。低打，我们可以退，去说「礼为克欲，当然得反点人性」。要超越，我们可以跳视野，去讲「守礼不为求食色，而是为了世间有人求不得食色」……要合理，我们还可以退，去谈「礼生于仁义，故既有规范，亦有例外」。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淳于髡（齐之辩士）问：「男女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吗？」孟子曰：「礼也。」孟子说：「是的。」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淳于髡又问：「那如果嫂嫂掉进了水里，小叔应该用手去拉她吗？」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说：「嫂嫂掉进水里而不去拉她一把，这就是禽兽了。男女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规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用手去拉，这是权变！」价值辩论中的比较之二现代社会中，「男人的累」和「女人的累」，何者更劳累？爱情里，「爱人」跟「被爱」，何者更幸福？对企业来说，「才」与「德」，何者更重要？刚开始接触价值辩论时，思考这种问题，常会逼的我想骂脏话。因为身为正常人，我们作取舍，用的都是一套相对（而非绝对）标准——只有偏执狂，才会有所谓的「最适当」。就像听音乐，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吵，就会把音量调小，觉得听不清楚，就会把音量增大。每次调整音量时，该小该大，看的是「背景」，求的是「平衡」，没有哪个标准，会是固定的。从听音乐、选衣服、比美丑到分好坏，生活中，种种需要取舍的微调太多、太复杂。所以凭感觉、看情况，乃是一种大脑在下判断时的「省力装置」……除了那些对建立思维标准有偏执的哲学家，大多时候，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对抗这套装置。在价值争议中，通常，我们只能利用这套装置。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差别，就只在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走在路上被流氓抢了，他就会变成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走在街上挨了警察一巴掌，他就会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像下面的新闻，就是保守主义者被警察所打的巴掌。瑶瑶果然「杀很大」！舒舒被NCC送咨询委员会审查林睿康今日新闻2009-04-01最近有一支电视广告是舒舒手持地钻，随着答答声抖动E奶，双峰呼之欲出，养眼程度有如瑶瑶坐着骑马机。不过同样「抖奶」，处境却不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今（1）日表示，因为舒舒的广告「露乳、抖动」，有物化女性的问题，因此将送咨询委员会审查，看有无违反广电法规，至于瑶瑶，虽有民众检举，但是经讨论并无争议。眼见19岁的E奶瑶瑶坐着骑马机，大喊「杀很大」爆红！同样拥有E奶的24岁的舒舒也不甘示弱，手持地钻，随着答答声抖动E奶，企图要超越瑶瑶，成为「巨乳接班人」。就在瑶瑶刚兴起一波以「养眼」为号召的电玩广告风潮下，NCC开始注意到这样类型的广告内容。NCC传播内容处表示，「杀-online」和「预言-online」的广告都被民众投诉其中隐含物化女性的情形，经检验广告内容后，因代言人舒舒在「预言-online」广告中有「露乳、抖动」的画面，有物化女性的问题，因此将送咨询委员会审查，看有无违反广电法规；至于瑶瑶，虽坐着骑马机，但是内容表现上觉得只是「无厘头」，并无争议，因此不予处理。至于下面这则，则是路上流氓对自由主义者的抢劫。女体餐盘招男尝中市促销笋讨骂张菁雅、徐夏莲自由时报2006-08-12「色」香味俱全？台中市旅游协会昨天举办促销竹笋记者会，在一横躺的比基尼女郎胸前及下体放置竹笋色拉，再发牙签给男性来宾在女郎身上「取食」，有人趁机伸出咸猪手，有人意有所指的说：「这个部位特别好吃…」让应邀出席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当场傻眼。励馨基金会台中办公室主任马梅芬痛批，这种严重物化女性身体的活动，透过媒体让上百万人观看，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足以让数百场两性平等或尊重女性倡导活动的累积成果完全「破功」；主办单位台中市旅游协会则说，只想吸引民众目光，达到宣传目的，没有物化女性的意思。自由主义者走在路上被流氓抢——这是冲击。而受身，则是用某种观点来对照并化解这股冲击，好另其内心保持平衡。在价值比较中，这是一种很积极的防守。来看看唐诺，为自由主义所写过的一段「受身」：自由主义最最基本的信念之一，便在于我们肯正视风险、忍受风险，并坚持风险的存在恰恰是自由的拥有及其必要代价……因为我们不心存侥幸的真实认识到，人的生命暴露在未知、不乏机运和敌意的广大世界之中，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清理殆尽的，往往，你只是在有危险的自由世界和完全封闭的、提前绝望的「安全」幻觉之中作抉择而已。唐诺这段文字，写的真好。他的说法，虽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者容易被流氓抢的命运，但却能厘清价值、守住信念，让每个被抢过后的人，都能继续抬头挺胸、不惧不疑的迎向下一个可能会有流氓的巷口。不过，任何受身所能承受的冲击，总有极限——我在此说的不是「力度」，而是冲击的「角度」。再看看王鼎钧，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冲击：我必须说，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只能修身齐家，不能治国平天下。他们从未谈到，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国的大计而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郑学稼质问：「如果老百姓一直做奴隶，为什么要一个打败仗的做主人？」问得好厉害！可是如果打胜仗可以不做奴隶，又如何始能打胜？富兰克林说：「为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两者皆空」，精彩！可是为自由而牺牲安全的人呢？如果他（胡适）做总统，照例要向三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说话，他难道还能说「自由就是由自」？他岂能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造成的」？他要说什么样的话鼓励敌后的工作人员？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安慰殉职警察的家属？胡适和他的伙伴们，没有给军队、情报、警察留下生存的意义。鼎公这段话，力度和缓，但角度切的漂亮。唐诺的受身，挡不住。唐诺的自由，强调的是个体、是主观、是风险与选择。这种说法，适合低打。鼎公的安全，强调的是集体、是客观、是牺牲与承担。这种说法，适合高打。但鼎公阐释论点，手法别有一番细腻……首先，他划出战场，说明「他们（自由主义者）所建立的理论只能修身齐家，不能治国平天下」，区隔出彼此的观照不同，缩减听众反弹空间。其次，他从集体（国家）中切出相对的个体（军警），让冲击点发生在个体上。集体，是抽象的。集体的面目，是模糊的。集体的利益说来高尚，但却又是遥远的……自由主义者要以低打对抗这样的集体，容易。但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敌后的工作人员」的存在，显然是具体的，「殉职警察的家属」的面目，显然是鲜明的，我们要如何鼓励、如何安慰、如何思考他们存在的价值，则显然是谦卑……却又迫切的。要以低打对抗这样的集体，不容易，改高打，死更惨。有趣的是：过去论战中，军警往往都是集体主义者的「受冲击点」——不意在此，鼎公却能拿它来做「冲击点」。对手一个受身不及，听众的平衡点就移动了。价值辩论中的比较之三价值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