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异化现象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的异化现象《变形记》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卡夫卡也被公认为现代派的鼻祖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二战后的欧洲兴起的“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和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都受到了卡夫卡的启发。《变形记》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在西方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诸多先驱的思想学说汇聚成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将人的心理情绪、欲望本能冲动和主观感受当作人的核心，由此认识“真正的人性”。卡夫卡在少年时期就对尼采、达尔文、斯宾诺的著作发生过浓厚兴趣，中国老庄哲学对其影响不小。卡夫卡在审视现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哀绝望的情绪，换句话讲，在悲哀的情绪流露中，完成对人和现实的审视。一、表现人的异化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导致“人”生存环境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恶化”，人蜕化为“非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城堡就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形记》中萨姆沙所不能迈出的卧室，同样也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成甲壳虫的萨姆沙“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都完全无法控制”。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人在生活的重负之下必然异化。所以，当“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准备弄开门时，“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这只是一厢情愿，这不独因为他已变成甲壳虫，更因为残酷的现实使他如此。现实就是一张“床”，格里高尔·萨姆沙想“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希望是“极渺茫的”。现实对人的束缚太紧，压抑太重，人永远只是现实的奴隶，永远在现实的魔网中异化，因而人的异化具有普遍性。君不见，小说中那位“经受了漫长的一生中所有最厉害的打击”的老妈子居然失去对弱者的怜悯，“她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萨姆沙，将个人对痛苦暂时忘却的瞬间愉悦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二、表现人际关系的异化人的异化必须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后的推销员，听到妹妹“开门”请求声时，“并不想开门，所以暗示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这反映了人与人的疏离。外部世界对人的挤压，人对外部世界的戒备，不正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当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家中生活困窘，不得不租房出去，当妹妹以“优美悦耳的小提琴演奏”表达家人对房客的尊重之意时，而房客们居然“不断把烟从鼻子和嘴里喷向空中”，表现出极不耐烦；而格里高尔听到演奏，“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了”。对艺术的痴迷，对人的正常生活的眷恋，正反衬出房客的无礼和人性的残酷。“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自然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格里高尔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竟如此凉薄！人际关系的异化在家人对待主人公的态度的巨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推销员格里高尔凭自己的诚实劳动养活全家时，家人表现出感激热情。而当他丧失这一作用时，家人唯恐避之不及，母亲见到儿子，“霍地跳了起来，伸开两臂”，身不由已地一直往后退；妹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就把门砰地重新关上”，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东西来喂他了，只是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以前匆匆忙忙地用脚把食物推进来，手头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到了晚上只是用扫帚再把东西扫除去。父亲在不得不结束养尊处优生活，当了银行杂役后，渐渐厌恶儿子，以至有一天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把碗橱上盘子里的水果装满了衣袋，也没有好好地瞄准，只是把苹果一只接一只地扔出来。其中一只正好打中了儿子的背并且陷了进去。这致命的一击最终结束了儿子的生命。依然“怀着温柔的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死去，给家人带来轻松的心情，“让我们感谢上帝吧”；家人如释重负，因而到郊外去的旅途中感受到了“充满温暖的阳光”的爱抚。三、表现人的软弱和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现实对人的压抑、束缚，力量巨大，人是弱者。现实让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可怜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即使是这些小腿，“人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能主宰自我，自己凭辛勤劳动养活全家，却要受公司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的听差的巡查；尽管格里高尔还一心想为父亲还债，还想送妹妹进音乐学院，但是，公司秘书主任的催促、逼迫、离去，宣告了格里高尔作为人正常生活的终结，宣告了他梦想破灭。主人公变为甲虫，不得不呆在卧室中，最终难逃一死，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秘力量主宰、约束着主人公。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芸芸众生的悲剧命运。它，难以摆脱，也无法摆脱。这是作家卡夫卡对下层人民生活深入体验的一个成果。四、荒诞的真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两次大战浓重的阴影，导致西方社会宏大背景之下恐慌、幻灭意识的滋生，危机意识、异化观念使人们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外部世界的内心体验之上，人在现代节奏中已渐渐蜕化为“非人”，他们对外部世界真切的体验往往离不开对自己不正常的处境和畸形世界的认识，于是一种反传统的艺术倾向出现，20世纪初，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呐喊》倍受关注，他借用夸张变形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孤寂和恐惧，将给画表现的重心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具有《呐喊》式荒诞真实的特征。在《变形记》中，父亲形象可以视作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之父在作品中的艺术加工之后的形象化的表现。而冲突着的格里高尔父子矛盾可以视作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父子恶劣关系的写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卡夫卡的生平。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中。文本中的父亲形象的强势以及格里高尔的弱势，无疑是卡夫卡在无意识中对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关系的真实写照。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的卡夫卡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体验搬入了作品中。作品中父亲叫床时方式的粗鲁以及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格里高尔进行身体与精神上的伤害，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可以解读成卡夫卡家庭关系中父与子的冲突与矛盾。《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其基本情节是：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变成大甲虫，无法起床上班，公司抛弃了他，家人将他关进屋中，远离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很明显，在情节上具有强烈的荒诞性。不唯如此，还有人物形象变形；时代环境淡化。看来，用变形的手法，以荒诞的内容，表达严肃的主题，是其创作一向的价值取向。不过，这种荒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因为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都必须有艺术的真实。卡夫卡的作品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中，荒诞即真实，荒诞只是表现真实的一种技巧，一种手段。《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遭遇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小人物的遭遇？小说中所反映的冷暖人情、炎凉世态和人被外部挤压的现象，无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卡夫卡是一位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严肃的思考性作家，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体验，深刻认识，使他在作品中竭力去表现现实的残忍和悲哀。他说：“我只能在我的拐杖上刻下一切障碍在摧残我。”在观察社会的同时，积极融入个人主观体验，细腻地表现人多方面的异化和无奈。冷漠地审视，表现出冷峻的风格；悲哀地审视，具有撼人的力量。《变形记》正是作家受社会使命感的驱使，冷漠而悲哀地审视现实，抓住人的异化丑恶现象，以表现社会对人的敌视、主宰。《变形记》作为表现主义流派中颇有代表性的佳作，通篇采用荒诞变形、象征暗示的手法，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现象，人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和苦闷彷徨无奈的心理状态，是西方精神荒原出现的状态下人们反叛传统，寻求艺术突围的一种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