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差距：成因与走向 ――从制度和政策视角对中国省级面板

天津市统计局区域发展差距：成因与走向——从制度和政策视角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解读摘要本文试图为理解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增加一些新的认识。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不仅研究了在不同地区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绩效影响的差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探讨了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在影响经济绩效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9-2006年分地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经济开放、非国有化、财政改革等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有对经济的直接推动，也有通过影响其他政策实施效果从而对经济的间接推动，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导致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路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可能走向进行了判断，认为中部与东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望率先缩小，而西部的追赶步伐取决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情况和政策实施的针对性。最后，本文就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区域发展差距；市场化；制度和政策；面板数据一、引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在增长、提高、改善的同时，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突出。区域发展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成为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发展差距，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学术界也围绕区域发展差距进行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制度变迁和改革措施对于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图1显示了1988-2006年间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1。从图中可以看出，制度和政策似乎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1989-1991年间，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急剧放缓，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衰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1992－1994)。此后，由于内部采取了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从外部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1995-2000）。已有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波动更重要地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KanburandZhang,2003)，因此，很有可能是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导致了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值得注意1对于三大经济带的划分我们采用了通常的标准，即Xu(2002)所采取的划分标准。由于部分数据残缺，样本中总共包括除重庆、西藏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具体地说，东部包括是：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地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等11个地区；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8个地区。这样的划分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其合理性：其一，基本符合各个省份的地理特殊性征；其二，基本反映了中央政府一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原则，例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开放次序选择以及近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样由于部分数据残缺，放弃了1988年以前的样本数据。的是，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以“分税制”为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程度有所提高，从效果上来看，这一改革似乎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陈抗等，2002)，从而也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可能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也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05101520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东部中部西部图1：1988-2006年东中西三大地带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下同。图1显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东部的增长纪录长期高于中、西部，而且这一趋势似乎仍在延续。张胜等(2001)也发现，1990年之后省际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东西差距不断加大。在本文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试图获得一些对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解释和政策含义。有这样一些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1)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放松管制的政策)，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魏后凯，2002；武剑，2002)；(2)乡镇企业的不均衡发展(张平，1999；万广华，1998)；(3)偏向于东部的财政转移(马拴友、于红霞，2003)；(4)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Demurger，2001)，等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制度和政策因素对区域发展差距的解释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林毅夫、刘培林(2003)在利用省级数据进行的增长研究中比较强调制度因素，并把解释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归纳为以下5类：(1)私有企业的发展；(2)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区的非均匀分布；(3)地区性保护政策；(4)中央政府的投资倾斜；(5)落后地区发展非比较优势产业以实现赶超所带来的低效率。王成歧等人(2002)的研究中引入了市场化和进出口的指标，但仅仅是作为辅助变量，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Demurger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区位因素和优惠政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几乎相同，都有利于地方吸引FDI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这项研究仍然局限在开放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层面。KanburandZhang(2003)利用新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三个制度变量——重工业占GDP比重、中央财政的集权程度和开放度——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获得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也无法分析制度和政策变量在不同地区所起作用的差异。一项与本文关系更为紧密的研究是李双菊(2006)，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克服了单一时间序列的缺陷，分析了政策制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本文参考李双菊(2006)提出的市场化程度决定区域经济绩效的假说，在验证制度和政策对区域发展差距所起作用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假说：各种政策在影响经济发展时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加剧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形成。二、基于理论假说的指标选择（一）假说1：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该地区的经济绩效1．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速度越快，则越能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开放促使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加剧则有利于减少国有企业的组织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市场规则，改变原有的通过行政性力量配置资源的做法，使得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从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国际贸易状况常常被作为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国际贸易的增加是政府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引起的。同时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指出口)是由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江小涓，2002)，换言之，FDI是影响中国外贸规模的更为直接的因素。鉴于这两种考虑，本文采用FDI与GDP的比例来衡量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2．地区非国有化的速度越快，则该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经济非国有化进程的深化，促使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流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对于存量国有企业而言，其组织效率也必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得以提高。当然，经济的非国有化本身也反映出由于体制环境的改善，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带动了生产要素的增长。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非国有单位的职工份额远远低于其产值份额，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受制于劳动力的市场化进程。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国有企业劳动力通过下岗、失业或者直接转岗进入非国有部门，直接推动了后者的发展。因此，本文采用非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全部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地区非国有化程度。3、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小，则越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有诸多弊端：可能会降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降低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陆铭、陈钊、严冀，2004）；还可能伴随着一些寻租性的活动，造成大量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此外，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可能构成一种挤出效应，从而降低地方经济的活力。政府减小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主要表现为政府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特别是减少在生产领域的投资，从而转变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这个比例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二）假说2：各种政策在影响经济增长时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从理论上来说，各种政策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时并不是相互独立作用的，这一点在既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首先，经济的非国有化会影响开放和财政改革的效果。虽然开放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但在一个充满国有经济、市场发育欠成熟的地区，开放的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开放所引入的FDI被配置在国有部门，就会削弱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财政改革的效果同样取决于非国有化进程。如果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用于支持国有部门(或者通过生产性的投资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其次，经济的开放也会影响非国有化和财政改革的效果。在经济更为开放的地区，非国有化所形成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对于传统部门组织效率的提升作用也将更为明显。同样道理，经济开放所带来的竞争也会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保护当地弱势产业的成本和难度将更大，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也将减小，从而有利于保证财政改革的积极效果。第三，财政改革也会影响到开放和非国有化的效果。如果政府在财政改革后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经济的开放和非国有化将更易形成一个高效率的市场，从而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政府更多地参与了经济活动本身，甚至对经济实施了管制，则开放和非国有化就不足以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被削弱。本文通过设置不同政策变量之间的交互项，来研究它们在不同地区影响经济增长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表1简要列出了各变量名称和定义。其中，DFDI用来检验开放度的影响，DDEN代表非国有化的进程，财政改革进程则用DEXP来表示；在此基础上引入3个交互项——DFDIDEN、DFDIEXP和DDENEXP，表示各种政策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1：变量列表变量定义RGDP各地区GDP的实际增长率DFDI各地区开放度的变化率：FDI与GDP比例的年变化差分DDEN各地区非国有化的变化率：非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全部在岗职工人数比重的年变化差分DEXP各地区财政改革的变化率：地方财政支出与GDP比例的年变化差分DFDIDEN，DFDIEXP，DDENEXP政策交互项：分别由相关政策变量的差分两两相乘后得出，依次表示对外开放-非国有化、对外开放-财政改革、非国有化-财政改革的交互作用LRGDP各地区GDP实际增长率的滞后一期，目的是克服自相关现象LNPGDP87各地区1987年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表示各地区的初始发展水平表2列出了四个历史时期(1989-1991，1992-1994，1995-2000，2001-2006)全国和三大经济带的经济开放程度、非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改革进程，也列出了相应时期的平均GDP增长速度，结果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进程与GDP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来看，1989-1991年间，对外开放和非国有化进程的放缓导致了经济的缓慢增长；1992-1994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确伴随着开放度的提高、非国有化进程的深化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减少；1995-2000年间，情况恰好相反，市场化水平的下降使经济增长有所放缓；2001-2006年间，虽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所加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