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暑期复旦大学模块课：姜鹏《资治通鉴》导读笔记

《资治通鉴》导读2017夏一、《资治通鉴》编修的政治文化背景自《史记》以来，纪传体成为记载王朝历史的主流形式。《汉书》确定了纪传体史书的纪表志传体例。此后至《资治通鉴》以前，古代史官多用纪传体记载王朝断代史，纪传体史书于安史之乱前较为发达。编年体曾相对式微，因其缺乏经典代表。安史之后，编年体史书逐渐复兴，其间晚唐新春秋学派起了促进作用，而复兴的巅峰就是《资治通鉴》。编年体适于表达史学家欲强调之“正统观念”。如南北史：南史使用北方皇帝年号，证明了唐朝的合法性。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当某一时代几个政权并存时，选择史书所使用的年号则体现了对应王朝的正统性。这体现了编年体与政治的紧密联系。1.1宋初文治导向的确立（核心问题：为何成书于宋朝？）（1）结束武人统治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巳喻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五代十国各政权的统治基础不稳定，其原因为政治基础：这些统治均是在安史之乱后由军阀所建立，统治集团没有理性的政治思维（安史之乱后军阀在各自领域内的相对独立）。因此宋代周之后，统治者削弱武人权力（如杯酒释兵权，将其驱逐出中央核心），实行级别与职位的分离（如级别高者任贱职，级别低者任贵职），并控制资源（如军事、财政等权力和地方财富尽归中央，进行再分配）。北宋倡导文治其实就是推动精英集团文人化。（2）确立文治导向上御崇政殿，试进士诸科举人，得叶齐等一百二十九人，并放及第。上以郡县阙官甚多，先是，礼部放榜，上虑有司遗才，故命右正言王世则等，于武成王庙召诸道进士诸科重试，得合格者数百人。至是，上亲试焉。（《宋太宗实录》卷四十四端拱元年六月丁丑）文人政治的建立是去武思路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科举制的广泛应用（唐代科举制不是主要的出仕途径，中唐杜佑《通典》并未提及此制，反而予以批判，因进士考中却无可提供的对应的职位，但国家为了维持稳定，又必须为之安排工作，造成了冗官，给国家带来了负担；唐朝官僚体制的本质是贵族体制，政治权力掌握在权贵手中，人才的选拔仍以门荫、推举为主，平民即使考中进士也不一定能进入权贵阶层）。中晚唐后，贵族式微，其门第基础逐渐消失，因而宋太宗起，统治者得以用科举制提拔文人，以取代武人军阀的统治。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体现了科举的工具性，其提供了从贫寒进入高层的通道。司马光时代前，通道意义较强，而南宋以降，逐渐减弱。宋时若通过门第入仕，则会被排挤出士大夫的核心社交圈（如：米芾）。《资治通鉴》批评女谒，因其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私人化。然而考不中不一定是水平的问题，也可能是过于领先于时代（如：程颐）。科举在宋朝已成为束缚性的力量，而观念又束缚人们的人生选择，其源头就在于宋初对武人问题的解决。（3）“四大类书”的编纂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复刋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宋真宗《册府元龟序》）戊申，上于禁中读书，自巳至申始罢。有苍鹤自上始开卷飞上殿吻，殆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对曰：此上好学之所感也。昔杨震方讲间，有鹳雀衔三鱣鱼坠于庭，亦同其应。（《宋太宗实录》卷二十七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四大类书为：小说——《太平广记》，百氏——《太平御览》，章句——《文苑》（接着《昭明文选》编写），《册府元龟》。前三书为太宗时期所编，余一书为真宗时期所编。太宗时期还编纂了方书《神医》，体现了医学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宋开国两代皇帝将国家引向文人政治轨道，建设文治导向，而皇帝本人作为特殊的文人，也促进了社会走向文雅。1.2两种“历代君臣事迹”（1）《册府元龟》与《太平御览》的区别上谓辅臣曰：“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观所著篇序，援据经史，颇尽体要，而诫劝之理有所未尽也。”（《玉海》卷五十四“景德《册府元龟》”条）宋太宗时倡文治以驯化，宋真宗时继承了文治化的导向，但他具有双重身份：除了继承，皇权本身也成为了驯化的对象。宋真宗对知识的信仰更为强烈，他强调加强总结和学习的重要性，于是在其朝编纂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目录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包括各家（野史笔记）；而《册府元龟》目录内容只有经邦治国，趣味性内容一概不收录，且非正史实录也不收录（又叫历代君臣事迹，欲垂为典法，为当世后世之鉴）。历史学给人以其需要的确定性。历史学的目标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带着对现今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期看历史。历史学的本质是“解释学”，各人有各自的角度，关键不在于“客观”。人的历史认识包含客体（历史事件）和“我”（观察角度）两个方面，任一角度都包含了一定的真实。所谓的“以史为鉴”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必然的事实。宋真宗相信知识的力量，相信能够以史为鉴。（2）《资治通鉴》名称的变化先奉勅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曾名“历代君臣事迹”，与《册府元龟》同名（其间有一定逻辑关系，只是在同种逻辑指导下编成，形式不同而已），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历史选材有范围：仅选择重大的政治事件。宋早期倡导文治，上下皆信奉以史为鉴的观念。至此作一小结。核心问题是宋人相信以史为鉴，且历史认识不可能跳出主观意识，于是得以稽古以鉴今（至治）。（3）“稽古以鉴今”的真实逻辑人们看历史时必然会代入对今天的认识。表面上看是先有古后有今，而事实上是先有今后有古。我们对今天有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此基础上累积知识，形成观念，再去解释历史，便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历史观。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逻辑：主张的不是历史事件真实性本身，而是价值观念。《史记》的真正角色是战国文化的总结者。因为思想、社会基础的更替滞后于政权的更迭，所以用朝代更换划分历史时代是不准确的。从孔子到司马迁：这一时期出现的大师很多，因为：时间跨度长；处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原创期，提出学问较为容易。随着时间推移，学问研究逐渐深入、细致化，其涵盖面越来越狭窄，研究点越来越深入，其提出的学问影响力也相应减弱。而到思想文化的转型期，建立理论体系又变得较为容易。北宋真宗、仁宗、英宗60年的黄金时期，大师辈出，这些大师奠定了中国之后千年的历史走向。1.3司马光的史学志向（核心问题：为什么是由司马光完成的？）（1）两个童年故事司马光字君实，陜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宋史·司马光传》）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7岁闻讲《左氏春秋》；砸缸。问题是砸缸的故事没有第一手史料，且与其看书苦读的故事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三家分晋～陈桥兵变前一年）的开篇就是《左传》的结篇处，可以说是接着《左传》向后续写的。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司马光童年的史学根基对他的重要影响（《左传》写到三家灭智伯，而后则无编年纪史）。（2）早年的修史活动《历年图》（撰写于仁宗后期至英宗初期，《资治通鉴》的提纲）《通志》（撰写于仁宗后期至英宗时期，《资治通鉴》前八卷初稿）《历年图》（仁宗后期～英宗初年），是《资治通鉴》的提纲，但不是刻意为编此书而作，仅仅是出于爱好。《通志》（仁宗后期～英宗时期），是《资治通鉴》前8卷的初稿（前五卷为周纪，后3卷为秦纪）。《资治通鉴》时间跨度达1400年（三家灭智伯后有一段倒叙），因有官方支持其编纂，才得以昀终成为经典。汉纪为9～68卷，由司马光和刘攽所编；南北朝部分助手为刘恕；唐纪共81卷，由司马光和范祖禹所编，范祖禹是该书官修19年中后14年的昀重要助手。司马光取得了英宗的支持，将编《资治通鉴》成为官方行为——团队是司马光完成著作的前提。1.4《资治通鉴》成为官修项目（1）参与英宗之立仁宗无子，司马光于其重病后上表力荐皇亲（后来的英宗）为太子，为其采纳。（2）英宗、神宗的支持助手以官员的身份在史局工作，一切由国家承担。前提是司马光与英宗政治上的关系。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精神领袖但未遭受迫害，得以旅居西京洛阳15年（得益于司马光与英宗的关系，神宗在学术上支持他）。期间司马光专心修书，这15年成为《资治通鉴》编纂的重要时期。（3）司马光独特条件的总结大学者懂政治的大学者懂政治而有闲暇时间的大学者懂政治的大学者，未受打击的反对派懂政治、有闲暇时间、作为反对派而未受打击的大学者。即：具有牢固扎实的学术根基、有官方支持、作为反对派而未受打击、有充足的时间。关于《资治通鉴》的续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宋之际，宋高宗一朝）；明薛应旗《宋元资治通鉴》；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四库全书史部总裁官邵晋涵，史学理论家、历史哲学家章学诚，钱大昕合编《续资治通鉴》（只是知识的积累，史料规范齐整，但背后的意义缺乏，个人思想较司马光逊色）。史料选择、甄别是次要的，《资治通鉴》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其背后有一整套自己的政治理念，既正确又有意义。宋时经济不复杂，主要靠人力投入、土地开发来发展经济。司马光看透了GDP增长不会导致百姓生活富裕的道理。“零和博弈”；有时经济发展还会带来文化等的破坏。二、《资治通鉴》的开篇2.1《左传》的结尾（1）《春秋》是编年体的典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BC.722～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242年间的历史；（2）《春秋》叙事简约（1.6万字），《左传》补充大量事迹（18万字），上下限都超出《春秋》记述范围：上至隐、桓公兄弟的出生，下至哀公二十七年BC.468，记录了分别发生于鲁悼公四年BC.463、十四年BC.453两个历史事件（晋三分前夕，晋攻打郑；三家灭智伯）；刘知几《史通》；学者都要回到儒家经典中寻找源头。孔子编纂的《尚书》是编年体的源头。《春秋》下限是鲁哀公十四年，鲁哀公西狩获麟(麒麟)。（续《春秋》者被称为续鳞笔）。鲁国242年，12位国君：分为孔子的所见世（始于鲁襄公）、所闻世、所传闻世。关于战争：征：上伐下，具有权威性；伐：讨有罪；侵：无理越界；略：占有他人土地。《春秋》常事不书。《公羊》流传更广，《谷梁》更深刻，二者均直接把故事、解释呈现出来。《左传》并未直接就文字本身进行分析，而是把背后的历史背景记述出来。（3）《资治通鉴》体裁上模仿《左传》，并接着《左传》往下写。谷梁家：隐公探父之志即成父之恶（诸侯不可再娶）；公羊、谷梁：孔子出生年份；左传：孔子去世年份。《左传》中介绍晋国多，其成书不在鲁语系统，而是以晋语为主。疑处在于：《左传》作者疑为吴起，因其有儒家背景，且用晋语为书面语，“左氏”不是姓氏，是地名。司马光从《左传》结笔初开始编写，而不是从《春秋》结尾处始，续传不续经；也不从上古写起，因其包括圣人之笔，不可触动。古姓都带“女”旁，有一特例，即“子”；无“女”则为氏。如：舜姓妫，禹姓姒，智伯姓姬氏智。有不同姓却同根：妫-陈-田；也有同姓不同根：司徒、公孙。2.2《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何把50年的事往后排？主语是？把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主语是周天子。“初”：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始，因为天子带头破坏了秩序，司马光在此批评了省略的主语。礼维持秩序，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