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

第十一章唐代古文运动今天开始学习唐代的古文运动，将依次分析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在开始学习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将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古文”。古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是中唐韩愈时才产生的。唐以前虽然有古文这个概念，但它的内涵与韩、柳等人所使用的古文完全不同，它分别指以下三种东西：一，指秦以前遗留下来的文字，这是古文的本义；二，司马迁又把古文用来指称古代的典籍文献，《太史公自序》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三，汉人常把所发现的“壁中书”称为古文，以区别于流行的今文。韩柳的古文是同当时流行的骈文相对的概念，其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运用灵活，不像骈文那样要求对偶、辞藻、音韵和典故。因为这种新兴的文体恢复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它为古文。第一节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一）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而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又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变动的结果。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事实上已割据的状态，强藩名为王臣实为敌国，疆土、甲兵、政令、赋税各自为政，朝廷基本上失去了对各藩镇的控制。唐宪宗虽然取得了对藩镇用兵的暂时性胜利，但骄兵捍将的实力并未真正瓦解，不久河北藩镇变乱又起。晚唐人甚至认为“与其闭门作天子，九族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用使，终身宝贵无忧。”（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六）肃宗、代宗、德宗都是暗弱昏聩的君主，任其宦官、奸佞和各地藩帅暗中勾结，朝官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纲纪混乱，政出多门。唐王朝统治下的人民更是“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卷一二三）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仍在不断地发展，刘晏理财使江南财富直抵关中，杨炎改用两税法使国库收大增，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是上下一致的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些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积极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树起从尧舜、周公、孔子到汉以后的道统，他们首先要求在思想界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承一脉。因此，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复兴思潮，是一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运动，很快得到了庶族士人的响应。大家明白，对儒学君臣父子社会秩序的动摇，对“夷夏之大防”种族界限的混淆，就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瓦解与崩溃。韩愈写了《原道》等论文排斥释老，重申儒家之道，力图恢复以孔孟为正统的思想体系。大力宣传孔孟的儒家道统，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远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因而自然要求掀起一个以文风、文体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联系，就体现在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里。为了宣传儒学必须进行文风、文体改革，而文风文体改革又要以儒家之道作为指导思想。（二）古文运动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内全面掌权的世俗地主阶级，对封建社会前期门阀贵族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的扬弃。中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折，世俗地方取代门阀贵族，日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青门”（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世俗地方由初唐入盛大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跟六朝以来以玄学为其思想基础的文学艺术不同，以中唐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后期文学艺术要求以儒家之道为哲学基础。他们在诗歌、散文、书法各个艺术领域内猛烈地抨击前期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认为诗歌诗歌“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愈《荐士诗》），“晋宋以还，得者盖寡。------至于梁陈间，卒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与元九书》）对“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骈文也心生厌恶，希望创造一种内容充实而又富于表现力的新文体，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规范的形式中，表达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表现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与他们逐渐讨厌王羲之父子那潇洒妩媚、婀娜多姿的草书，转而欣赏颜真卿“稳健而利民用”的浑厚刚健的楷书有着相同的心理根源。与书法要求稳健朴实而便于书写，诗歌要求“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相一致，散文创作也要求“文以载道”、“文从字顺”，以灵活的散行单句表现充实的内容。这是以世俗地方为核心以儒家道统为思想基础的新美学观念。（三）古文运动的产生也是我国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散文由先秦两汉的质朴逐渐走向东汉六朝的华丽，由形式自由的单句发展为形式严整的排偶，本来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种的进步，但到后来把形式美强调到了极端，成了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束缚。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又不断向骈文提出了挑战。（四）韩柳以前不少人从创作和理论上为古文运动的兴起作了充分的准备。如初唐四杰、陈子昂，盛唐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新兴文体的出现作了可贵的探索。第二节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古文运动是中唐由韩、柳倡导的关于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宗旨在于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所以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这次运动在倡导者们系统明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古文运动的旗号虽然是复古，但它的实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散文进行改造和革新。古文运动的理论包括文学和文体两个不同性质的组成部分，但对文学的见解通常是通过对文章的阐述表现出来的，对文体的理解要比对文学的理解深刻和丰富。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散文家的人格修养、创造新型文体的途径和方法、对文章语言要求。(一）首先确立了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以明道”。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是古文理论的基本前提。韩愈反复申述自己关于文与道的观点：“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文道兼备而道为主宰，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文章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规定的话，那么，韩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韩愈虽然在理论上把道解释为传统的儒家之道，但在具体阐述时却将道规定为封建等级和伦理，尽管他的创作常常冲破这种陈腐的见解，可是作为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不能不影响运动的成就。当然，文以明道的进步意义是明显的，强调充实的文章内容，反对浮艳雕琢的末流，这个口号对于大多数世俗地方文人来说肯定是有号召力的。（二）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这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强化内容决定形式的主张，认为文章形式是作家人格气质的外化。韩愈认为：“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竣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柳宗元在《送豆卢秀才南游序》中也讲到修养问题：“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韩愈还强调作家创作时要有气势和力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三）在主张文以载道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文章应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认为文章必须“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不能为文造情无病呻吟，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命题，同时他还认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四）认为创造新型文体的途径在于广泛地学习先秦两汉丰富的文学经验和高度的写作技巧。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反映了他广泛的师承：“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也认为应从古代的丰富遗产中汲取创作经验：“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都应广泛地涉猎的细心地品味。（五）要求作家从词汇和语言两方面进行文学语言的改革。词汇应该“惟陈言之务去”——语言必须新颖生动，语法应该“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句必须准确流畅。这两方面是相互补充有机统一的，语言要生动形象具有个性，又要符合散文的语言规则。总之，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而又有表现力的语言，并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一种自由、流畅、散行单句的散文形式，这是文体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成就。第三节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韩愈字退之，原藉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由于父亲在外地作官的关系，他可能出生在今天的南京市。至于他常自称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人是指郡望而言，昌黎韩姓为海内望族。他父亲韩仲卿曾官铜鞮（di）县（今山西省沁县）县尉，安史之乱时调任武昌县令，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说，促卿是一个贤明能干而又有政声的地方官吏。仲卿有三个儿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季子韩愈。次子早夭，韩会是当时德才兼务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韩愈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靠韩会兄嫂抚养成人。韩会受到政治牵累贬官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两年后韩会也逝世，韩会在嫂郑夫人的带领下读书求学，他在中年时曾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以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贞元二年十九岁的韩愈去长安应试，连考三次都名落孙三，在长安考进士的五年期间，他为生活所迫写了不少阿谀奉承的文章。贞元八年才以第十三名中进士。后来韩愈广泛结交文坛上的新秀，倡导了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他在哲学上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来排斥给当时社会构成危害的道教和佛教，自己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不过他的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比较粗糙贫乏，其思辩力远比不上他运用语言的出色本领，宋代的进学家曾批评他“因文害道”。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是散文家和语言大师活在人们心中的。苏轼对他的散文成就、承续道统、忠君爱国等历史功绩和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但苏轼对韩愈的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严谨却不以为然：“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认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其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理学家朱熹甚至说他“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朱子语类》）清人田北湖更说“事理不辨，学理不精，发为文章，已弗能达，况根柢浅薄，有文无质哉？”（《与某生论韩文书》）当然田氏又说得太过了。韩愈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晚年曾孤身去镇州叛军王迁凑军中，向叛军陈说统一的大义；他僻佛、道的勇气也令人敬佩，元和十四年谏宪宗迎佛骨险些掉了老袋，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说：“一封朝奏上九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害，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文的艺术风格过去有人以“韩潮苏海”喻韩文和苏文，意谓韩文气势澎湃，苏文汪洋浩瀚。自唐至清都有人把韩文比为江河，唐皇浦湜说韩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渝业》）宋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清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这些评论都肯定韩文的气势很盛。如果说意境是中国诗论的核心，那么，文气则是中国文章之所以为文章的内在本质。许多历史著作、学术论文、书信、奏章等，都被人们当作文学散文来读，其关键就是这些文章有气势，韩愈大多数散文也是应用文，不少代表作品甚至是没有任何形象的议论文，之所以为人称道也主要在于其“气”。说到文气，在五四运动以前被文论家们说得有些玄乎神秘。因为文章的气势神韵只有凭感受印象才能把握，古人对文章气势神韵的感受比我们细腻些，读惯了现代散文的青年，已经很难领会文章的气势神韵了。今天我们只把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小品文称作文学作品，史书、书信、论文和其他应用文都属非文学作品，原因是它们缺乏形象。既然形象成了判别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标准，我们读散文就不需要诵读而只宜默读了。默读比诵读更容易感受形象性，而且现代散文的节奏感也不强，即使诵读也缺乏音乐美。古人以文气作为文学散文的准绳，文章的气势只有在诵读时才能领会，清朝桐城派散文家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