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庄科：平北抗战根据地

平北·讲述平北·数说1938年至1945年8月，仅延庆县牺牲的革命烈士登记在册的就有626人，无名烈士约千人以上，群众2500多人被杀害。另据57个村的调查，敌人烧毁民房8700多间，抢走粮食、牲畜、猪羊、农具什物不计其数。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责编/于丽爽版式/焦剑电话:8520286910杨金花是碾沟村妇救会主任，共产党员。1943年9月，日伪军向延庆北山中心区扫荡，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暂时从碾沟村向外转移，覃国翰司令员让杨金花想办法保存好两小木箱重要文件，杨金花向司令员保证一定不出问题。天黑后，她把文件箱带回家，和丈夫一起背上山，埋在山洞的土炕里。敌人扫荡三天了，杨金花突然想起，埋文件时由于着急，没有弄掉脚印！她连忙赶着猪做掩护朝山沟奔去，不想却遇上了敌人！杨金花急忙向山上跑去，敌人边追边举枪射击，她无路可走，纵身跳下悬崖，却被树杈挂住没有摔死。敌人把她从树杈上揪下来，用两把刺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八路军司令部哪里去啦？民兵在什么地方埋地雷了？”她想乱说一通把敌人骗走，不想被两个叛徒认了出来，杨金花知道活不成了，就拼命向山上爬，结果，一个叛徒随手把她推下了山，一个叛徒朝她连打几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肋骨，两颗子弹打在了腋下，还有一颗子弹打在了腿上。敌人以为杨金花死了，弃她而去。但是，杨金花没有死。晕死在山上的她被丈夫和女儿找到，背回家，杨金花把她保存的文件完整无缺地交给了司令部。平北·英雄谱岳坦岳坦是水泉沟村村民，民兵中队队长，共产党员。为保护二区区长刘文科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二岁。当时，刘文科和区干部杜茂全、通信员于守江，还有岳坦和他的父亲，同住在山坡上的一个窝棚里。站岗的游击队员报告“敌人来了”，岳坦一看，敌人已经上山了，就连忙叫刘区长等往山下跑，他和父亲藏在草丛中。刘文科等无法摆脱敌人，就藏在不远处的小土丘下。站岗的边远珍见敌人上来了，扔出一颗手榴弹，就同岳坦藏在一起。敌人向草丛中乱打枪，眼看就要搜山了，刘文科等人处境十分危险，岳坦见此情景，挺身而出，说，“别打枪了，我是老百姓。”敌人抓住他，问，“手榴弹是不是你扔的？”岳坦说，“是。”敌人又问，“山上还有什么人？”岳坦说，“就我一个。”敌人把岳坦带走了，刘文科等人脱险了。当敌人带岳坦经过白龙潭时，岳坦纵身跳进潭里想逃走，敌人向水里连打几枪，岳坦光荣牺牲。杨金花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平北·故事平北·大事记八路军第四纵队为支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挺进冀东，路过大庄科时留下了部分队伍，宣传抗日。昌延抗日根据地建设拉开序幕。1938年5月沙塘沟秘密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是抗日时期平北根据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8年12月八路军到达“后七村”的霹破石村，宣告昌延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胡瑛任县长。同年4月，昌延县委书记徐智甫到任，对外称抗联主任。1940年1月5日日伪军对昌延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随后还实行了“三光”政策，根据地建设陷入困难时期。1940年5月十团团长白乙化率第一营和团直属部队在沙塘沟迎击伪满洲军三十团。经过一整天战斗，歼敌200余人，取得沙塘沟战役的胜利。1940年5月21日5月，平北地委在龙赤县五间房西坡召开县团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地的困难形势开始好转。10月，太子沟战斗，十团取得全歼伪满洲军一个营的重大胜利。1943年大庄科：平北抗战根据地过十三陵沿昌赤路一直向北，导航仪上的路线像肠子一般九曲十八弯。兜兜转转来到山顶，路边五个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延庆欢迎您”。进入大庄科乡境内了。下山还是盘山路，到了平地，左转继续往山沟里开，乡村路两侧开满鲜花。走了不知多远，路边开阔处露出一块石碑，写着“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霹破石村到了。“八路军到平北建根据地，第一个落脚点选这儿，因为这里偏僻、山多，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等在村口的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高德强说。“你来的这条路是条沟，共有七个村，里长沟、慈母川、董家沟、景而沟、沙塘沟、铁炉村，加上霹破石，合称‘后七村’，当年，八路军建设平北抗日根据地，就从这里开始。”当时，这里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伪华北政府三个傀儡政权的交界处，日军和伪满军、伪蒙疆队、伪治安军四股军事力量时不时就来烧杀抢掠，百姓日思夜盼共产党八路军早日来。平北是连接平西和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1939年，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根据晋察冀中央分局的决定，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挺进平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势在必行。八路军曾两次挺进平北，都没站住脚。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为支持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命令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司令员、邓华政委率领，迅速挺进冀东。部队分两路东进，北线经延庆县康庄镇、延庆镇、永宁镇进入四海镇和怀柔区；南线经延庆县青龙桥、昌平十三陵进入昌平北部、延庆南部山区。南线经过“后七村”，比北线更近。为开辟和控制这条交通走廊，八路军留下了部分队伍，就地宣传抗日救国，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游击队。1938年10月，支援冀东暴动的部队相继撤回平西整训。因斗争环境严酷，1939年4月，留在大庄科地区的地方工委也奉命撤回平西。八路军第一次挺进平北失败。1939年春，八路军四纵队派三十四大队和蓟遵兴游击队第一支队二进平北。但在昌平北山和延庆南山一带，受到伪满洲军和土匪的两面夹击，给养难以解决，加上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明确任务，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再次撤回平西。“八路军两次挺进平北虽然最后都撤走了，但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唤醒了人民的觉悟，抗日烽火已经在这里点燃。”高德强说。1939年底，中共平北工作委员会在平西成立，并组成了昌延联合县政府的班子，决定第三次挺进平北。1940年1月5日傍晚，一支队伍经过几天艰苦行军，抵达霹破石村，这支队伍就是昌延联合县的地方干部，他们进驻霹破石，即宣告昌延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决定开辟平北根据地之后建立的第一个联合县政府。胡瑛任县长，张子丰任民政科长，杨俊廷任财粮科长。2009年，大庄科乡政府对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进行了修复，原县长、县委书记住处以及民政科、财粮科、实业科、联络科、公安科等旧址原貌重现，还原了当年战斗、生活场景。走在霹破石村，“扫荡倭寇还我河山”、“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道路两侧的土坯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革命标语和口号，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当时敌人以为就是小股八路、过路游击，或者是外线作战，没有组织力量攻击我们，抗日力量在当地迅速发展。”高德强介绍，经过四个月就建起五个行政区，有抗日工作的村落达50多个，发展党员331人，地方武装建起三个游击队，各村还陆续组建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八路军的活动终于引起日伪军注意。1940年5月开始，敌人集结了5000多兵力，对昌延地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此后，每年春夏秋冬都要进行扫荡，北面的向南、南面的向北，像梳头发一样，有的村一年被烧好几次。”高德强说，1941年8月以后，特别是1942年，敌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一些党员、干部被杀被捕，还有一些不坚定的党员脱离组织，有的投敌叛变，一些抗日积极的人家也受到打击迫害，昌延根据地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昌延县委一方面加强党内思想建设和整风运动，纠正了对敌斗争方面一些右倾思想和统一战线方面的片面性，以及在组织方面的分散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积极进行锄奸、反特、惩治叛徒的斗争。”曾经在昌延县委任秘书的老八路靳子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4年底，昌延242个行政村，建起了107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200余人。1945年，仅延庆县246个行政村就建起138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156人。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以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军十团和四十团为主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使其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轰动了延安，轰动了全中国。今天的大庄科，山清水秀。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全乡正在建设“冰川绿谷”沟域经济产业带，发展乡村旅游。“红色遗迹”也成为大庄科的名片，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此参观，缅怀先烈。老区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人。1940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霹破石召开的县政府干部会上，一个圆脸、中等个子、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说：“同志们，红军长征虽苦，但今天昌延县的环境比长征还要苦。敌人天天扫荡、搜山，我们要抗击敌人的进攻，开辟抗日根据地，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否则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人就是昌延联合县的第一任县长、年仅29岁的“老红军”胡瑛。当时日军在昌延中心区周围建有20余个据点，加上各山头的几十股土匪，这里的粮食几乎被敌人抢光了，部队和地方干部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致使根据地难以巩固发展。为打开工作局面，胡瑛等人决定首先开展武装斗争。不到一个月，一支40余人的昌延县游击队组建起来，胡瑛兼任队长。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昌延中心区的汉奸土匪，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1940年4月，一位戴着眼镜、略显老练的中年人悄然来到霹破石村，这个人就是昌延联合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徐智甫。从5月开始，日伪军集中5000余兵力，对昌延地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企图摧毁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当时，主力部队已撤到外线作战，昌延地区只剩下赵立业率领的十团九连少数部队。胡瑛和徐智甫等人就率领当地群众，白天随部队打游击，晚上出山筹粮筹钱。8月上旬，连长赵立业接到命令，率领十团九连转移到外线作战。临行前，赵立业想让胡瑛等人一同撤离。胡瑛却说：“我是一县之长，县长不离县，离开不就失职了吗？我不能走。”8月27日傍晚，胡瑛和通信员程永忠来到黄土梁老乡王金喜家，胡瑛通知徐智甫来会合，两人在王家的小屋里研究部署部队走后如何开展抗日斗争等问题，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清晨，两人刚躺下准备睡会儿，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原来，在场院干活的王金喜突然发现很多穿着黄衣裳的日伪军朝他家院子围过来，并冲他喊：“哪一个？”回屋报信来不及了。王金喜灵机一动，大声地回答：“老百姓，压场呢。”回答声惊醒了胡瑛，他马上跑出屋，一见是日伪军，“叭叭”打了两枪，就往西南山坡上跑，徐智甫和程永忠则朝着东南沟跑去。日伪军见状用机枪扫射，跑到半山腰的胡瑛腿被枪弹打断，坐在了地上。日伪军想活捉胡瑛，一窝蜂冲了上来，胡瑛举枪就打，击毙两个伪军。敌人见无法靠近，举枪扫射。胡瑛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徐智甫和程永忠边跑边打，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智甫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程永忠也不幸被乱枪射中，当场牺牲。日伪军搜出胡瑛身上带的大印（县政府及县长印），知道是县长，便残忍地将他和徐智甫的头割下带走。得知县长胡瑛、县委书记徐智甫等人不幸牺牲的消息，昌延县群众无比悲痛。一个月后，新的县委会、县政府组成，为胡瑛、徐智甫、程永忠三人举行了追悼会。44年后，延庆县委、县政府在胡瑛、徐智甫、程永忠三位烈士牺牲的长城脚下，竖立纪念碑，碑身正面题写：“青史先烈写，红旗后人擎。”本版文字于丽爽本版图片由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制表/焦剑“我就挨过日本人枪子儿，那时我才3岁！”坐在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大院台阶上，80岁的王仕余老人回忆。“有一天日本人来扫荡，男人都打游击躲到山里了，剩下妇女和儿童。我妈带着我往山上跑，我们在南坡，鬼子在北坡，他们朝我们开枪，子弹从我的屁股上穿了过去。”老人说，当时不觉得疼，过了一会儿就疼得不得了。敌人走了，妈妈背着王仕余回村找药。部队上也没有药，只有盐，连白布都没有。“皇协军不让买白布，谁买，就说是拿给八路军用的。”王仕余说，没办法，妈妈只好煮盐水，晾凉了给他擦伤口，一点点熬着，直到伤好了。“当时部队上也这么治！”老人感慨。村里虽然住着联合县政府，但当时村民们并不知情。“他们走哪儿跟哪儿办公，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老百姓也不敢问，问了也不告诉你！”王仕余说，“他们就住在农民家，吃饭给做饭，睡觉一起挤。”这些人都聪明，别管是哪儿人，来了都能说一口当地话。“昌平的‘嘛’、怀柔的‘哈’、永宁的‘涮儿’、延庆的‘哇儿’，他们张嘴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