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总结

黑格尔曾说:问题不在于人们能够思考某种东西,而在于人们真正进行思维,而思想的真正要素不在别处，而应该仅仅在思维本身去寻找!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卢麒元: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总结121013【老何读后评论说:卢麒元此文值得一读，虽然不意味着本人完全赞同其见解。但这至少是在严肃讨论一些当代经济过程中有意义的真问题的文章，所以值得推荐，值得研究、讨论和思考。这毕竟不是吴敬琏、林毅夫一类帮助共济会向中国输入市场教的神父们和私有化的教父们所到处释放的那种一臭熏天的毁国臭屁、伪经济学。】原作者按:此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冷峻的数字常常令华丽的语言显得苍白。一个民族，勇于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勇敢地迎接未来。(注:本博转载有所删节)原作者按:此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导论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策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一、让历史告诉未来:十四大后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二、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向自由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弊端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吸纳过剩资本的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保持年通胀率低于2%，却将严重的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真实通胀率高于30%)，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政策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三、我国当前面临严重经济结构问题的概述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1)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2)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造成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过剩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转向大量资产外流和畸形奢侈品高额消费，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