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道德教育改革

-1-全球化与道德教育改革导师姓名：学生姓名：梁帅-2-中文摘要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道德教育的取向，学术界提出了普遍伦理学、道德防线说、文化道德多样化说和生态道德说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警惕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或构建平等共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性分析全球化的客观性及其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新要求，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世界历史的方法论为指导，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着力构建于全球化相适应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与全球化相适应的一代新人。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以资本为推动、以科学技术为平台，资本、资源、技术、生产、产品、消费、信息等方面的全球性流动。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发展机遇。就道德教育而言，其挑战在于文化道德多样性对于民族传统道德体系的冲击和瓦解，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企图，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防止和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蚀始终是我国道德教育的重心。从另一视角看，我们也必须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就必须培养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包括道德境界在内的人的精神世界，如世界意识与民族认同、类主体意识和他者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开放自觉意识和关心理解情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参与全球化奠定思想道德的精神基础。在全球化时代，“底线伦理”或“普遍伦理”教育、警惕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防止道德相对主义等等学说和思想，尽管有其合理性和重要意义，但是从全球化时代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和技术性存在的生存事实出发，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全球化的方法论出发，从全球化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要求出发，从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出发，全球化时代我国道德教育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完整理解道德的本质，拓展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树立现代道德教育理念，构建指向道德能力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丰盈的道德教育。关键词：全球化；道德教育；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道德能力全面发展-3-第一章导言道德教育改革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1]的不断演进，全球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深远意义的浪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应地，对于道德教育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第一节国内外研究现状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教育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国内外学者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全球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全球化与道德教育开展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普遍伦理（底线伦理）说、道德防线说、文化道德多样化说、生态伦理说等等。在阐述本文观点之前，有必要首先梳理学界的研究现状。一、对全球化深刻影响道德体系和道德教育的普遍共识不同学者和思想家由于研究和思考的角度不同，所提出的重构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和主张不同，但是对于全球化给道德和道德教育带来的深远影响却存在高度共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已然说明，中国20世纪中对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问题的根本症结，如今，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策略，成为新世纪中国形象重新书写的基本保证。”①俄国学者丘马科夫于2009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发表《面临全球化的哲学》的演讲，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世界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神话、宗教和科学在这些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全球化世界及其问题需要哲学的反思。与此同时，面临全球化的哲学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全球问题，全球化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面对全球化世界，哲学可以提供只有它才能作出的解释。②罗兰·罗伯森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社会学为视角，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分析了诸多学派在全球化问题上展开争论的聚焦点，剖析了世界体系理论、文化和世界秩序的形象、国与国之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以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阐释了由全球化所引出的对传统文化的眷顾、怀乡范式和寻求原教旨的倾向等等。埃及学者萨缪尔·阿明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以第三世界学者的眼光，提出[1]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有两种含义：一是人类总体历史，“所谓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个意义的“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运动发展的概括，与马克思经常使用的历史、一切历史、整个历史等的含义相同。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而进入的相互依存状态，即世界的整体化和一体化的历史，与今天我们理解的全球化概念的含义相同，如马克思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名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名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②[俄]丘马科夫，张百春译：《面临全球化的哲学》，《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4-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技术的垄断，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的金融垄断，自然资源的垄断，媒体和传播的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向整个社会理论提出新的挑战，这五大垄断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了全球化的价值规则在其中运作的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斯密特在80岁高龄出版《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阐述了全球化的含义及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带来的挑战，指出了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和转变思想文化观念的必要性和途径。斯密特认为同处发达之列的德国与美英两国相比，承受着全球化更大的压力。他从全球化的挑战出发，力图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以“美德”为核心的西方道德传统与基督教的某些价值以及80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的某些观点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道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居于最高层次的是三项“神学美学”：信仰、爱和希望；第二层次是四项“基本美德”：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第三层次是“公民道德”，包括宽容、妥协、团结、勤奋、守法、勇气等。作为政治家，他倡导的是道德的实践和行动，强调包括政治家在内，教会、大学、学校、教授、教师、律师、医生、记者、银行家、企业家等各种职能精英的道德义务。我国学者对全球化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讨论。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以论文集的形式介绍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理论，以及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等相关理论问题；李太平著《全球问题与道德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论述了全球问题的表现、本质与特点，分析了全球问题的根源，论述了道德教育如何从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创新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王啸《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全球化-本土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教育的现代性问题；陈宏平《道德的时代张力——中国入世的伦理应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顺序，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道德话语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入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提出了建立诚信道德规范系统和环境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二、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归纳上述研究，在全球化与道德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一是普遍伦理（底线伦理）说。在全球化所引发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诸多学者主张通过构建普遍伦理或底线伦理，力图超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道德冲突，这种观点以国际上“走向普遍伦理”运动为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名为“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为标志，国际上开始了一个“走向普遍伦理”的运动。芝加哥宗教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将普遍伦理界定为：“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①他们主张，将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道德基本准则作为最基本的普遍伦理，这些准则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共同遗产，它在不同文明经典中都可找到，并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得到重新发现和确认，如孔子《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多比传》“你不愿意①[德]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5-别人如何对待你，你也不要以同样的手段去对待他人”等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作为普遍伦理，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和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即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力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有学者认为，普遍伦理可以理解为所有人都应遵守的“底线伦理”①；有学者主张，应该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扩大普遍伦理的范围，普遍伦理之“普遍”，除了以上内容外，还应该包括那些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所需要的共同的伦理规范，如环境伦理、核伦理、生命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等等，并把它们充实到现代道德教育内容之中，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现代道德教育体系。②二是文化道德防线说。不少学者对全球化给现代道德教育带来的不利因素或负面影响给予极大的关注，尤其强调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西化的危险及由此对传统美德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冲击，因而主张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道德教育的关键是构筑道德教育防线。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新的文化殖民，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上处于强势，不仅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处于强势，也主导着思想文化。并且，资本主义绝不会与社会主义进行所谓的文化融合，相反，他们必然借助于全球化，在全球极力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西化的潜在危险。因此，构筑文化道德防线，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三是文化道德多样化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必然凸显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的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断与世界市场接轨，就必然遇到西方文化道德与东方文化道德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要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③有的学者主张，在新形势下，必须树立现代化的道德教育观念；增强道德教育工作的国际化意识；重视和加强通才教育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培养；正确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坚持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④还有学者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全球化过程中具有中心意义的问题，因此，全球化视野下的学校道德教育也必须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维度，在充分发展学生个性的基础上，既要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独特性和传统的意义，又要让他们了解人类的共同性和“普遍行为模式”。⑤四是“生态价值观”。樊浩先生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应当建构的合理价值理念，既不是普世价值观，也不是相对价值观，而是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它能更有解释力地回应“全球化”对现代中国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提出的三大课题或三大挑战，即文明观方面的价值霸权，文明心态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文明认同方面的文化相对主义。生态价值观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消解价值霸权，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抵御文化帝国主义，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建构伦理精神的合理价值生态，培养生态对话的文化品质，坚持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形上基础的道德教育的辩证结构。⑥①何怀宏：《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何怀宏散文》上，第374-378页。②高扬先：《关于建立普遍伦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