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复杂度的国外研究进展

《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学术前沿出口复杂度的国外研究进展黄永明张文洁摘要：国家出口复杂度反映了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而产业和产品复杂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出口产业或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出口复杂度对于分析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布局、出口结构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外文献对出口复杂度，尤其是中国出口复杂度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从多维视角，总结了国外文献对出口复杂度的定义、测度、异常性与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了总结评价。关键词：出口复杂度；加工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份额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幅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1992年至2005年，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部门中，出口份额减少幅度最大的为农业和服饰部门（SITC1-4）；而出口份额增长最大的为机械及运输设备部门（SITC7）。在增幅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各类中，存在出口份额由服饰类（SITC84）、纺织品类（SITC65）和鞋类（SITC85）向电子机械类（SITC74）、电讯类（SITC76）和办公机械类（SITC75）转移的趋势（AmitiandFreund,2008）。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近年来国外文献中，对我国出口贸易问题研究的重点从出口规模转向了出口结构和产品质量，使得中国出口复杂度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热点。出口复杂度可以从特定方面度量产品与亚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质量研究仅侧重于从区域或产业的整体R&D投入角度展开的缺陷，为研究一国出口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一种更深入的分析视角。本文总结了国外文献，分别从出口复杂度的定义、测度、异常性、内在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对目前的国外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评价。二、出口复杂度的定义和测度在出口复杂度的定义和测度分析方面，国外文献侧重于对各层面的出口复杂度以及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一）出口复杂度的定义出口复杂度最早源于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TradeSpecial-[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产业升级研究”（07CJL026）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的测度与演进机理研究”（20110491220）的资助。黄永明:武汉大学产业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研究所430072电子邮箱：[e-mail]；张文洁: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167《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学术前沿izationIndicator,TSI）。该指标假设一种出口产品所含技术与该产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因此，某出口产品的TSI等于其所有出口国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各出口国出口该产品的总额占全世界该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Haus-mann等（2005）在TSI基础上对权重进行了改进，将TSI中的绝对比重改进为相对比重，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指标：出口复杂度（ExportSophistication）。出口复杂度被认为能够用来衡量出口产品、产业或出口国总出口的技术含量。出口复杂度越高，说明出口技术水平越高。从不同的分析层面，可以将出口复杂度分为三类：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出口复杂度、产业（或行业）层次的出口复杂度以及产品（或亚产品）层次的出口复杂度。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出口复杂度主要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中所含的技术和资本禀赋以及出口商品结构。产业（行业）层次的出口复杂度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出口产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分工地位。产品层次复杂度可以分为两类：产品间的出口复杂度和产品内的出口复杂度。产品间的出口复杂度反映的是出口产品的种类，而产品内的出口复杂度反映的是出口产品的质量。相同种类的产品由于内含的产品质量不同体现出不同的单位价值以及产品价格。假设各国将其禀赋优势嵌入他们的商品中，使商品具有更高的资本和技术水平，并且消费者愿意花费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更高质量的商品。则相对出口价格可以被看作一种衡量产品质量垂直分工的指标。因此相对出口复杂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出口相似度，即产品间的复杂度；二是单位值的相似度，即产品内的复杂度（Schott，2006）。（二）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从指标构造方式上进行划分，可将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划分为收入指标（Ro-drik，2006；Hausmann等，2005）和出口相似指标。收入指标通常被表示为EX-PY。这一方法是由Rodrik于2006年提出的。某国c的EXPY的计算方法是对其所有出口产品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商品i的出口额占c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而商品i的出口复杂度是出口产品i的所有国家的收入水平（实际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是各国i产品的出口额占所有国家i产品出口额的比重。按该方法计算，如果一种产品比较多的是由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那么计算出的该产品的复杂度将较高，而如果一种产品比较多的由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那么计算出的该产品的复杂度将较低。出口相似指标（ESI）是另一种衡量一国出口复杂度的指标。它最先由FingerandKreinin于1979年提出，最近被Schott（2006）运用于中国出口复杂度的研究。2010年，WangandWei将其发展成为出口非相似指标（IndexofExportDissimi-larity）。ESI是通过衡量一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集的相似重叠程度来度量其出口复杂度。ESIcd=åiÎImin(Sic,Sid)在上式中，ESIcd是c国的出口产品集与d国出口产品集的相似度，Sic,Sid分别表示c国与d国出口的i产品占世界i产品生产的比重。如果用d表示OECD国家的--168《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学术前沿出口产品集，则ESIcd表示的是c国相对于OECD国家的出口复杂度。（三）出口复杂度的内涵出口复杂度最大的优势在于无需具体的产品和亚产业层面的R&D投入数据，而可以利用产品出口国的收入水平来度量具体到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理论上讲，衡量出口产品的理想方法是计算出包含在出口产品中的R&D投入量。但实际上由于产品和亚产业层面的R&D数据难以统计和收集，导致产品和亚产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含量无法测定（Lall等，2006）。出口复杂度的计算并不需要具体的行业R&D数据，而是以产品出口国的收入水平来替代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可以作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一种粗略的替代指标。因此，在出口复杂度的度量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必须满足，即：产品出口国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越高。这一假设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理想的出口贸易情形下的。理想的出口贸易中没有贸易干预与摩擦，富裕的国家生产者的高收入水平来源于其拥有的高水平技术。虽然这一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然而，这一概念的基本假设推理中存在逻辑漏洞。决定某生产活动是否在富裕国家进行的因素不只是该生产活动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它还受交通成本、自然资源利用、市场需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产业分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出口复杂度是以上诸多因素影响的共同反应，而非单纯的技术度量指标（Lall等，2006）。从国际层面上看，一国的出口复杂度又能被看作是反映一国出口与更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相似度的指标（Schott，2006）。某个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增长速率较低，说明它更多地来自于贫穷国家的出口。其更深层次原因有许多，既包括政治动荡、政府的无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因素，又包括出口国的技术水平较低或无法吸引FDI来生产高质量产品。此外，产品出口复杂度的较低增长速率同时也反映了该产品可能存在出口价格的下降（Lall等，2006）。出口复杂度与技术水平指标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分为四类：（1）若一种出口产品既具有较低的出口复杂度，又为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则表示该产品为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低技术含量产品。（2）高出口复杂度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表示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低技术含量产品。这一现象通常是由于贸易异常，资源可用性以及物流需要而导致的。（3）低出口复杂度并且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这种产品往往是由于产业分工而使最终的出口加工贸易位于低收入地区的高技术产品。（4）高出口复杂度并且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类产品表示未经过分工生产的高技术水平的出口产品。由于高收入国家具有较强的技术比较优势，由这些国家出口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Lall等，2006）。三、出口复杂度的异常性解释Rodrik（2006）等学者发现中国、印度等国出口复杂度显著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出口复杂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产品的质量，那么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水平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收入水平。中国出口复杂度的这一异常性问题又被称为“Rodrik悖论”。针对中国出口复杂度异常性问题，许多国外文献都从中国加--169《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学术前沿工贸易占出口比重迅速提高这一出口贸易结构变化进行分析。然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是否能说明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中的高附加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呢？导致中国异常高水平的出口复杂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外资企业将我国作为出口平台，还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状况，或是由于出口复杂度指标的度量问题导致的呢？我国的出口生产是更专业化了还是更多元化了呢？国外文献研究对此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一）加工贸易视角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份额的55%，1996年以来，在高科技产品（ATP）领域，每年加工出口占中国ATP总出口额的比例都超过了92%，2002年以来，每年这一比例都超过了95.5%（Ferrantino等，2007）。许多学者都从加工贸易这一角度对我国出口复杂度异常性进行了解释（Ferrantino等，2007；AmitiandFreund，2008；VanandGangnes，2008）。AmitiandFreund（2008）采用两种方法来说明剔除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后，中国并不存在“Rodrik悖论”。方法一是累积出口份额曲线。AmitiandFreund（2008）根据产品的技术密度不同将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分类，并分别绘制出了1992年和2005年各技术密集度水平下的产品累积出口份额。其中技术密度采用的是非生产工人的数目除以总雇用人数。由技术密度出口产品累积份额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1992至2005年逐步增长。在剔除了被列为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后，发现1992年与2005年的非加工贸易类产品技术密集出口累积份额曲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剔除出口贸易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针对附加值较高的产品，2005年的产品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1992年的产品专业化程度。方法二是计算出口份额基尼系数。作者试图用出口份额基尼系数来度量出口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对于AmitiandFreund（2008）的论证过程，XuBin（2010）进行了反驳。针对方法一，XuBin认为非加工贸易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并不能作为衡量技术密度的指标。只有当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密度不变的情况下，非加工贸易类产品占总出口产品的份额才能作为衡量技术密度的指标。针对方法二，XuBin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出口份额分布的不均匀程度并不能反映出口生产的专业化程度。VanAsscheandGangnes（2008）构造了一种基于亚产业分类层面上的生产复杂度和国家复杂度来度量生产的专业化模式。这种生产复杂度采用的是生产数据而非出口数据，其方法与Hausmann等（2005）提出的出口复杂度相比受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小。他们利用这一指标发现，在电子行业，中国不存在“RodrikParadox”，即我国的出口复杂度并没有远远超出国家的发展水平。就电子行业而言，中国的国家复杂度是与其收入水平相吻合的，并未出现异常性。（二）中国区域异质性视角我国是一个资源分布、区域发展水平和出口极不均匀的国家。但Rodrik（2006）所利用的国家出口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