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作用分析-教育文档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作用分析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整个教育改革，尤其与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己从原来的学习和模仿阶段进入到于实践中摸索和积累的阶段。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这十年的发展在持续前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被较广泛地尝试着运用于中国各个领域，如中国农村音乐教育、中国儿童基础舞蹈教育、中国少儿电子琴教学甚至于老年人教育等。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1，学习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主要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音协音教委在推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仍发挥出积极作用。1995年是我们学习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繁盛期。1995年6月12日至17日，为纪念“奥尔夫诞辰一百周年”在上海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同时邀请哈特曼先生再次来华在沪讲学，培训学员四百余人。纪念活动还包括由上海乐团于6月17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演出奥尔夫名作《卡尔米拿？布拉娜》。从上海乐团十年前将奥尔夫这部旷世之作第一次介绍给上海的听众至此，这是第三次演出，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当晚，德国驻沪总领事上台致词，演出由李忠海唱男高音、雷岩唱男中音、俞佩敏唱女高音，童声由上海好小固合唱团演唱。这种高度渲染的舞台效果，除了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满足之外，还激发人们作哲学思考，这正是奥尔夫所追求所希望的。除各种演出外，中国代表还在会上作示范教学，得到了高度赞誉。借奥尔夫诞辰一百周年这一机会，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进程又迈进了一大步。2.奥尔夫协会指导下的师资培训中国音协从1989年6月批准成立奥尔夫协会并开始筹备工作后，于1991年正式成立奥尔夫协会，会员李姐娜、曹理、赵佳梓、郁文武、许卓娅、吴国本、李燕治、朱崇慧，李姐娜任会长，并发展了首批会员410人。至90年代末的近十年间，该组织举办了三届年会，会员达八百人。奥尔夫协会一直致力于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工作，为了将该体系与中国国情及音乐文化结合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师资培训。除了长期的奥尔夫师资培训班，各类短期的奥尔夫师资培训活动也在大面积地进行着，如河北、北京、深圳、汕头、包头等地把奥尔夫音乐教育列入了每期的再教育内容中；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则经常利用假期举办奥尔夫培训班活动。培训班形式的增加，说明我们中国音乐教育界对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需求，也可看出，中国奥尔夫师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中。3.相关书籍的理论研究起步期内，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相关书籍的研究仅以翻译为主，而到了发展期，这一研究更深入一层，除了在期刊上继续翻译国外有关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文章外，如《中国音乐教育》1992年4月发表的由陈平翻译，洛伊斯？乔克西、罗勃特？阿勃拉姆逊、阿冯？吉莱斯皮、大卫？伍兹（美）著的《奥尔夫教学法》等。书籍方面则更多地出现了相关的专题介绍，如刘云翔、魏煌所著的《音乐教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曹理、缪裴言主编的《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等。在这些书籍中，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总体把握，如奥尔夫生平（包括求学、创作及教育）、教学内容（有的书籍中将教学内容分为“嗓音造型、动作造型和声音造型”三个方面）、教学方法（包括如何进行节奏、律动、歌唱、语言节奏、乐器合奏、即兴创作等训练）等都有较全面和准确的论述。而对各种课例的具体分析（包括引用国外教材和自选中国本土教材）和比较则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之一。虽然这类书籍对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介绍和梳理虽然未必尽善尽美，却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我国音乐教育界研究该体系的成果体现（不难看出，其中己出现与中国本土结合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是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传播与实践的发展时期，这是个积累的过程，相关书籍的理论研究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深入和完善。二、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对我国教育的作用性分析21世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国际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迫切需要处于基础地位的“教育”，在培养和造就新世纪高素质人才方面做出积极响应。而要在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加强美育工作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作为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学校艺术教育，在新世纪的教育改革事业中被委以重任，积极地寻求着新发展。回顾上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己经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面对新世纪所提出的要求，在中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又将如何实现它在中国的价值意义？在此，选择本世纪几个较突出的热门问题出发，将该时期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发展的作用做出研究。1，丰富了基础音乐课程改革的教学手段与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此后的近二十年改革中，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了成果：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了以往以唱歌为主、识谱为辅的单一模式，使之初步成为集唱歌、乐理（包括识谱）、器乐、欣赏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尝试着通过在教学中加入律动、游戏、舞蹈、体育等内容来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除此之外，学生得到了更多的音乐教育机会，许多学校都在保证音乐课堂教学的前提下设置了适量的课外音乐活动，为学生所获得的课堂知识提供了实践的机会，有益于对知识的真正吸收。当然，这些成果只在小范围内得以应用，是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在借鉴以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为主的国外先进教育体系后所做的尝试和摸索。这些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也未将之与我国音乐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结合起来作以条理性的说明。步入21世纪后，新一轮音乐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理念在《音乐课程标准》的十大理念中有了明确的条理性说明，被真正融入了中国的教育实际，使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又迈进了一步。音乐基础教育改革将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理念结合在《音乐课程标准》中，可见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对本轮音乐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改革提出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我们就可以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理念，即让学生在大量能激发其兴趣的音乐活动（舞蹈、游戏等）中感受音乐，并辅之以难度较低的音乐技能要求，使学生在体验、发现、创造、表现、欣赏中体验音乐的真正之美；改革提出要“以兴趣爱好为动力”，我们就可以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理念，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如在教学（不限于器乐教学）中引进打击乐器，其趣味性、可操作性完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自然由此产生；改革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我们就可以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相同理念，从原本性教育出发，将学习内容由专业化趋势转为全民化，在难度上加以降低，使音乐教学适合全体学生；改革提出要“注重个性发展”，我们就可以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创造性理念，一改以往的灌输式教学，通过课堂即兴的创编、演唱（奏）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以此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改革提出要“重视音乐实践”，我们就可以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理念，其丰富多彩、注重主体实践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始终体现其重视音乐实践的本质；至于改革提出的“鼓励音乐创造”、“提倡学科综合”、“完善评价机制”等，都可以通过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创造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实现，我们更可以在借鉴该体系的过程中实现“弘扬民族音乐和理解多元文化”的目的。因此，本世纪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为音乐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有效地教学方法与手段。2，为实现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21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同样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实现文化的民族化和多元化统一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事实上，文化的多元化是在文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脱离民族化而盲目地去追求多元化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多元化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要实现多元化，任一国家、民族只有发展本国的民族性东西，才能使自己的优点同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魅力，从而被吸收、被借鉴，最终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真正实现民族化多元化的统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新世纪的深入发展，为实现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该体系的先进理念被我国音乐教育所运用，为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了方法。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原本性教学内容和开放性教学体系：“原本性”使其拥有全人类共有的来自生命本源的音乐体验；“开放性”则使其能接受借鉴者对该体系的发展。我国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过程正是我国音乐教育追求多元化的体现，而该体系所给予我国音乐教育的却不是盲目地照搬，它允许我国从自身的民族特色出发，通过实现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将我国的民族文化通过音乐教育的形式加以弘扬。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民歌、富有个性的民间歌舞和多样的民族乐器都是中国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遗憾的是，在我国以往的音乐教育中常以西方音乐的专业化教育作为模式，不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我国的民族文化将面临灭绝的危机。这一问题到了注重多元化发展的21世纪显得更为突出。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开放性使它能适当地融进各国的民族文化，在壮大自己的同时也发展了别人。新世纪音乐教育改革在理念上应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既使我国本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又将我国本民族文化加以壮大，使之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分子。新世纪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为实现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3，拓宽了农村教育改革途径农村教育一直是我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可如此重大的问题几十年来却一直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进入21世纪，解决该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如何彻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成为本世纪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分析出现该问题的原因，经济上的限制最为本质。一些义务教育发展平衡的国家，其教育经费大都由中央政府统一分配，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则全由地方出。因此，由于村的经济落后，地方政府自然难以负担此项费用，最终造成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和教师队伍的严重落后。这些都说明了改革农村教育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具有相同问题的农村音乐教育也巫待改革，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此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便得以体现。在我国借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前二十年中，就有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大胆提出要将该体系与我国的农村音乐教育改革结合起来，认为应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可以相对地解决我国农村音乐教育的资金问题：富有节奏感的打击乐器就可被用于课堂教学中，这些打击乐器相对低廉的价格是农村经济状况能够承担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还鼓励我们利用自身的地理条件创造发明一切可能的乐器；奥尔夫独创的声势活动更是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就可被用作乐器来为课堂教学服务。基于农村相对发展的民间音乐，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原本性理念还启发我们运用这些地方特色丰富教学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音乐课堂内容相对、枯涩的状况。然而，这些想法只是作为建议被提出来，即便被运用于实践教学中也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进行实验。而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新世纪中国的深入发展，证明该体系的确适用于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这一结果也恰恰证明，之前提出的有关该体系有利于农村音乐教育改革的种种也是可行的，我们新世纪的农村音乐教育势必将在该体系的理论和经验指导下开辟出又一新的途径。因此，21世纪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为深化农村音乐教育改革拓宽了途径。结语虽然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实践教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更具意义。可以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传入是顺应潮流的，必将促进音乐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等。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整个教育改革，尤其与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