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推荐文章《做教师,首先要做正常、健康、快乐的人》 - 副本

做教师，首先要做正常、健康、快乐的人你是否曾对教师职业迷茫？你是否曾感觉应试压力下让人难以喘息？你是否有对教育悲观的时刻？你是否曾因教师职业远离富贵而动摇？34岁，我才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王木春最初的逃离二十多年前，我带着一脑子的浪漫想法和几箱子书籍，告别大学校园，回到中学母校，开始了教书生涯。我像被突然丢在闹市中的小孩，四顾茫然，单凭一股书生意气，跌跌撞撞前行。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校园和我所要的生活。一年半后我成家，当时工资极低，入不敷出，我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与迷茫：将来孩子怎么抚养？没有房子怎么办？我决定改变自己的未来。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让我业余去当他的“徒弟”，我答应了。我每周有一天没课，加上周日，这样每周可以有两天时间外出打工。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是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一问，他如果没在小学五年级辍学，刚好该念高二，很可能成为我的学生。但他当时却是我的半个师父。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大口大口地抽劣质香烟，学会了闭着眼睛一手握铁钎一手砸铁锤，学会了叼着烟卷讲荤话……星期一早上，我换下满是尘泥的做工服，披上干净衣服，摇身一变，又成了“人民教师”。我做工的这家房主，在镇里当副科长。房子占地200多平方米，房间里各种配备很高档。一位中年水电师傅问我当教师月薪多少，我回答后，他指指一只正要安装的马桶，对我说：“小王老师，这马桶是你4个月的工资。”此时，房主进来了，一边甩好烟，一边吆吆喝喝，仿佛我们是他家里的一群仆人。我爬上三楼，脚踩人字梯，手握铁锤，一锤一锤狠砸下去。蓦地，我从窗口瞥见远处的学校操场，虽杂草丛生，却安静如斯，诗意流淌。一会儿，钟声与广播操音乐相继响起，学生三三两两地走向操场。我认出自己班的学生了，他们正跟随旋律动作起来……我的双眼模糊了。第二天，我早早到校，注视着学生一个个走进教室，内心脱胎换骨般清爽。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等着自己，但我再也不会离开了。我不做“不幸”的教师十年后，也就是2004年，是我教育生涯中较为特殊的一年。因为连续两届带高三毕业班，学生成绩好，我侥幸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教师节前，我去某市参加颁奖仪式，其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令我大开眼界。颁奖之前，照例有几名模范教师代表作事迹报告。模范教师在台上慷慨激昂，我与不少同行在台下泪流满面。一位在贫穷乡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因为怕耽误上课，他甚至贻误了送自己发高烧的儿子求医，导致孩子终身残疾；一位女教师说，因为工作太忙（上面不断来检查工作），腾不出时间陪丈夫去体检，丈夫最后患癌症去世……几乎每位模范教师的背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报告会后，我随众人在笑容可掬的礼仪小姐的引导下，踏着红地毯，走上高高的领奖台，掌声响起来，眼前到处是鲜花、横幅。望着台下的千余名同行，我一点“光荣感”都没有——我愧疚于自己和他们比起来，什么“不幸”也没有。接着，我从心底胡乱冒出许多疑问：教师活得如此艰辛和沉重，在学生面前，在人们心中，能赢得职业的尊严吗？“敬业”，固然是教师应有的职业态度，但“敬业”等同于“牺牲”自我乃至“牺牲”家人吗？教育事业是殉道者的事业吗？在教书的同时，和学生一同获得身心的喜悦、生活的幸福，不是更令人欣慰吗？我回想起1999年的一天，我们去看望一位刚做完大手术的退休教师。我第一次听说，这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住院两年以来，医疗费一直无法报销，理由是地方财政没钱。学校替他垫付了一部分，其余的还没有着落。这位老教师的遭遇让大家唏嘘不已。回家路上，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政治教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当教师的，要了解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懂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负责任地工作，一方面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做到‘可持续发展’。要不然，干不了十几二十年便趴下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极不负责的。”接着，老教师对有的学校领导不遗余力地表扬教师带病上课的行为表示不解与批评，认为这“不合人道”。他问我：“人们总爱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为什么我们教师要活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教师不能做太阳，既照亮别人又照亮自己，给予别人的同时也不过度地内耗，并使自己活得长久？”老教师讲这番话是在十几年前，其思想在当时堪称异类，和我所接受的传统观念相左，况且彼时我年少轻狂，浑身是劲，更不以为意，觉得他“计较”、“自私”。可是到了2004年的这天，听完几位模范教师的悲情故事，我回味起老教师的话，一边反思自己十二年来的生存方式，一边想象着如此全力以赴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我还回忆起，这些年来，为了会考和高考，如何挨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有一次公布会考成绩的前夕，我彻夜噩梦连连，浑身无端地战栗不停，妻子从身后抱紧我，陪着我叹息、流泪；我想到自己刚满35周岁，身体却快速地衰落，将来该怎么办？我仿佛瞬间“通”了：不能做“不幸”的教师，我首先得做正常的、健康的、快乐的人！走下领奖台，回到家中，我把奖状、奖章收进抽屉里，用奖金给家人买了新鞋、新衣服，余下的，用在了旅游上。在一本书面前坐下2002年，新课程改革启动的第二年，教育局组织全县十几位“爱读书”的教师成立读书班，开展教育名著阅读活动，读的第一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教育专著，在此之前，我似乎听说过“苏霍姆林斯基”，但这个长长的名字念起来还是有些拗口。也许是因为读书班的班主任C君和我交往多年，加上我是县城一中的教师，我被选进了读书班，还被任命为班长。书一领到手，我就丢在了一边。对所谓的读书班，我颇为不屑，觉得不过是搞“形象工程”，走过场而已。开班仪式后，班主任布置大家回家先读书中的某几篇，两周后在读书会上交流。两周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C君点名班长第一个发言。我慌了手脚，准备已来不及，只好借口这段时间高三毕业班杂事缠身，没工夫阅读。说完尴尬地坐着听其他老师逐一发言。记得某小学教师发言后，C君表扬他那句“一些词渐渐清晰”说得好，我肃然起敬，没想到一句平淡的话经过C君三言两语的点拨与阐释，竟变得熠熠发光。我也佩服这位小学教师阅读的深入、体会的细腻。老师们的发言给我一种感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这是一本有趣的书。说到读书，实在惭愧。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十年，十年来，也不间断地买书、读书，但准确地说，我是买而不读。家里沙发右侧的一个座位陷下了几厘米，是我“坚持不懈”坐着看电视的最好见证。有好多年，我不曾完整读完一本书，最用心看的是教参、各类名师教案。况且在我的意识里，所谓教育名著，无非是贩卖那些大道理，老调重弹，干巴乏味，无益于高考和评职称。因此，拿到《给教师的建议》后随手丢开，于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在这次读书班交流会上，班主任C君又布置了作业，这回无处可逃了，我好歹要给他面子。回到家，硬着头皮打开厚厚的《给教师的建议》：“在早秋的一个温暖而有阳光的中午，我和孩子们来到河岸边。我们分散在一片草地上。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点缀着秋季花朵的草原，鱼儿在清可见底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蝴蝶在空中翩然飞舞，燕子在蔚蓝的天空飞翔。我们来到一个高高的悬崖跟前，那上面经过多年的变迁已经露出土壤的剖面。孩子们很感兴趣地察看着各种颜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橙黄色的、白色的泥土层和砂层。阳光、草地、花朵、河水、蝴蝶、燕子、泥土，这也可以构成教育的一部分吗？我很吃惊。我第一次在教育书籍中遇见如此诗意的句子，它使我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大草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育名著，竟与想象中的迥然不同。它是教育书籍，但毋宁说是散文，是诗，字里行间有着别样的情怀。它纠正了我之前对教育书籍的偏见，并最终颠覆了我对教育的认识。我惊异地发现：原来，在平淡的课堂、冰凉的分数背后，还有另一片天地。一直以来，在我的词典里，“教育”二字简单得很，无非是把学生管好、教好，具体到学科教学，就是把课本内容讲清楚，题目搞通，让学生考试得高分。那时每教完一届学生，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就是高考公布成绩的那一夜和次日。深夜，不断有学生打进电话，告知分数，有时我还忍不住打电话给学生（一般是有希望上线的学生），询问成绩，接着再探听外地的考试情况，估计自己学生的成绩排名。学生名次好，领导高兴，我高兴，大家皆大欢喜；反之，我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路上遇到熟人也不敢抬头，好像我的额上印着学校的名字。有一年，我的一个学生总分居全市第二名，着实让我风光了一阵，新学年，年纪轻轻的我马上被提了“官”——当了高一段长，可谓名利双收。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成绩就是硬道理。”此外，对教育，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大道理。走进《给教师的建议》，这些“硬道理”离我渐远。我在书中触摸到了教育柔软的一面，宽阔的一面，与分数毫不相关的一面。我一口气读完了《给教师的建议》。然后，用一本旧杂志的封面，把书包起来。当我能够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时，我已经34岁了。有一次到省城福州参加培训，在书店里读到一行文字：“当你的灵魂被唤醒时，你的阅读才真正开始。”不禁浑身颤抖。我感到，多年来，自己的灵魂其实未曾苏醒，读过的书亦如船行过水面，未曾在心里留下印迹。而今回首，这与其说是我对阅读、对教育的发现，毋宁说是对自我的发现。年年都有“匿名信”2007年的一天，我所在年段的一个学生写来一封“匿名信”。敬爱的王段长：您好！我是高三年级慢班的学生，我代表我们广大慢班的同学对年段今天召开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些事情表示愤满（懑）。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几个班级的同学搬着椅子走进会堂，见到其他班级的同学不用带椅子，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不晓得我们的班主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慢班的我们却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一种强烈的被歧视感拍击着我们的心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种被歧视的感觉如此强烈。老实说，搬椅子到那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就是那么一把椅子显示着人与人的区别。您在会后对我们说感谢，这是一句让人觉得温暖的句子（话），然而我的心久久也温暖不起来！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所谓的慢班！仅仅是凑巧吗？为什么不按顺序，让年段后面那4个班级自带椅子呢？让人费解啊！平时召开年段重要会议，那些人们所说的快班、中等班都可以到阶梯教室去听老师讲话，而我们那（这）4个慢班没有这样的机会！您总说我们慢班的同学不能泄气，可是今天这件事就足已（以）给我们沉重的打击。也许您认为这没什么，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鼓舞的方式，使我们为了改变地位而拼命学习。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快慢班的差距？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复杂的心情久久不能消去。今天这个出席百日誓师大会的形式，真的觉得年段是在给我们4个慢班以一种无形无语的歧视！段长，真正鼓励我们前进的不应该是这种形式吧？也许我的语言有点偏激，但这真的是我们慢班广大同学的心声啊！看完信，一双双责备的眼睛、一张张愤怒的脸闪动在眼前。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第一年参加高考，因为总分低，被学校剥夺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学校为了确保高考升学率），我不敢告诉家人，偷偷买了一瓶丹凤高粱酒，灌下半瓶，然后狼一样嚎哭起来……往事与现实交错，让我的心在滴血，同时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虽然，大会前我曾主张让快班的学生自带椅子（理由之一：快班的学生占有的优势资源已够多的了），后来该建议被大家否定了。然而，这不能说服自己走出自责的泥淖。那一天，我魂不守舍，晕晕乎乎。这不是因为我是段长，而是因为我是教师，却无形中充当了一次“刽子手”，用人为的等级观念去伤害学生。可是，除了难过、愧疚，除了在心底说一句道歉，在200名受伤害的学生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一个人花费一二十年的大好时光来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外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为将来走进社会作各种储备，同时还要感受自由、平等与幸福，让心灵因教育的沐浴而健康、丰富。倘若学生在学校，心灵饱受戕害，变得碎裂，学校在本质上已背弃了教育的宗旨，走向了教育的对立面。即使学生“学富五车”，不难想象他们长大后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回应社会。我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也许一些领导、老师看到了。可是，第二年，差不多同样的闹剧又在新一届学生身上重演。这次的理由是上面有大领导要光临会场，怕慢班的学生表现不好，会“出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