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万历十五年》的那些事余久闻《万历十五年》大名，但只知其名，不知文中意。万历十五年到底有何特殊处？为何作者要特别关注这一年？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万历十五年的那些事。书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在制度层面的探索以点现面展示了明朝制度体系的轮廓。在明朝制度体系中礼仪和人事两项是官僚制度的要点，伦理道德为根本，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在这个制度体系下，本该威风凛凛的皇帝一旦个人魄力不足就将沦为制度的囚徒。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这样一个囚徒，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郑氏，要册封她为皇贵妃，大臣公然说他为美色误国。想立喜欢的儿子当太子，大臣们以不合礼法为由光明正大与他叫板，逼迫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个普通官员---邹元标竟然敢两次上书指责万历皇帝扯谎，有过不改，装腔作势，说万历没有人君风度。就这样万历皇帝都没把邹元标杀了。不得不说万历这皇帝当的十分的憋屈。于是乎，就难怪万历在执政后期消极怠工了。而皇帝这个在明朝的制度体系中十分的重要角色的消极怠工，更是直接冲击本已问题频出的明朝的制度体系。张居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在他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加强行政效率的改革。这些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国富兵强，但也是改革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张居正试图但始终未能打破这种循环，这预见了他后来的悲剧——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申时行继张居正之后的万历时期内阁首辅。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决定以“诚意”解决问题，决心做和事佬。明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法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申行时力图通过自己的贴合明朝制度体系的行为继续维持国家制度体系的平衡。当然，和事佬申时行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海瑞明朝著名清官，一个敢直接上书指责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的谏官。海瑞在执法的过程中发现了法律制度体系的短板，他的解决方法是以个人道德之长，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对于无法通过法律明确判断结果的案件，海瑞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屈贫民，宁屈富民……”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虽符合儒家道德的判断标准，但明显违背司法公正标准。而明朝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这些文人是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戚继光明朝名将，他组新军，传战术，败倭寇，著兵书,为明朝立下赫赫战功。但最后却被罢官，死于贫病交迫中。通观明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这根因由似乎要从明朝的制度体系说起：明朝建国后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而武将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武将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这导致，一旦有战事发生武官上马杀敌，而战事一停文官就想办法把武官拉下马。李贽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思想家。明朝制度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根本，到了万历年间此伦理道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读书人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已严重背离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在此情况下，以李贽为首的一些儒家学者试图改进儒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可惜李贽未能取得有突破性的进展。李贽提出社会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对此李贽认为受到时代的限制，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因此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失败，决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更应从整个明朝大层面找原因。个人因所处年代等局限性难以一窥全貌。因此，不妨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以摄入大历史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