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连翘心得报告

學生：劉建榮學號：B97902125系級：資工二在才剛開學的時候，老師就給了我們期末報告的題目。剛聽到這個書名的時候，並不瞭解《台灣連翹》到底是什麼？所以就上網查了連翹的意思。跳出畫面的是乙種綠色植物，這種植物好像似曾相識，好像在童年的記憶中，家的周圍就以這種植物做為籬笆，後來被高高的牆取代了它的位置，所以並不知道如何以家鄉話來稱呼它。客家人稱這種植物為「黃藤枝」，在植物學上，把這種植物又稱為「苦林盤」或「台灣連翹」。「台灣連翹」是乙種非常堅強的植物，但卻常常受到主人的修剪而不能任意的生長。吳濁流先生在《亞細亞的孤兒》裡寫到：「他一面玩賞無花果，一面漫步度到離邊，那兒的台灣連翹修剪的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著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去的厄運，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吳濁流先生以台灣連翹來比喻台灣人的命運，台灣人不斷地遭受到強權的欺壓，台灣人只能在強權的背後，默默伸展他們不屈、強韌的意志。吳濁流先生勉勵後人說：「連草木也知道應該不違背自己的個性去求生存。」吳濁流先生在《台灣連翹》一到九章裡描述了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人，是膽小、懦弱的。在吳濁流先生的年代裡，是在恐怖中長大的。大多數的台灣人在當時也是像吳濁流先生一樣，「為了應付日本憲警，經常是二重人格，絕不講真心話。在台灣人之間，則彼此大鳴不平。」(台灣連翹，20頁)我想這種奴隸性的性格，是在日本的殘忍殺戮中慢慢養成的，也可能是因為外族的統治，讓台灣人心中的恐懼更加深刻。就向吳濁流先生寫地一個故事，「鄰近的芎林庄有一個詹秀才，日本佔據台灣後，因擾亂治安的嫌疑被捕。他為了要證明他是良民，從芎林庄被押送到新埔最有名的姓陳的貢生家裡，陳供生因怕受連累，而說不認識，不肯為詹秀才證明，怒火突然爆發起來的日本憲兵，當場就想把詹秀才殺掉，…」當時的台灣人為了生存，對日本憲警唯唯諾諾，從不敢說一句不，以「明哲保身」為第一。就算是認識的人也不敢為他求情，深怕自己受到牽連。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是不一樣的，在日本統治時代，人們怎麼可能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而亂呢？如果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日本統治時代，只能算是日本人所有暴行中輕微地一個事件，更不會發生全島殺戮的慘案，因為人們惟恐避之而不及，怎麼可能聚眾抗議呢？話說回來，但是的台灣人還是非常抗日的，因為經常受到日本人的欺壓，所以每個人都有著恢復主權的夢，只是大多數的台灣人敢怒不敢言，「抗戰思想分裂成三派。有一派是絕對的，另二派是超越的和妥協的。絕對派是努力於反抗思想的扶植以替代抗戰。超越派認為政治是絕望了，因此不與新政權協力，專心去追求人生的幸福。妥協派又分兩種形態：一種是積極的，一種是消極的；消極派只是沒反對日本的政策，但並未為新政權做走狗，…；積極派接近新政權，而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台灣連翹，26頁)當時的台灣人大多數是屬於妥協派，表面上不反抗，但思想卻不順從。在吳濁流先生的讀書時代中，也充分表現出日本人與台灣人地位的差異，一個是殖民者，一個是被殖民者，一個是高高在上，一個是低微卑賤。難道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麼的殘酷凶狠嗎？然而吳濁流先生也給我們解釋了京都的人並沒有人種的歧視，那為什麼來到台灣以後就變的高傲呢？可能是因為來到台灣以後，他就是一個勝利者，就要展現出他的威嚴，要台灣人攝服於他的淫威之下，所以要處處打壓台灣人，以提高自己的姿態，在這些日本人當中，也有品格高尚的日本人，但只是些沒有權勢的知識分子而已。而台灣人常常「杯弓蛇影」，不敢接近日本人，所以兩者之間的隔閡也就越來越大了。吳濁流先生一之秉持著「退一步自然幽雅，讓三分何等清閒」的美德。對一切都抱著無事主義，事不關己，永遠都只是一個旁觀者，才能順利的畢業。凡是在專制政治下，唯有沉默、寡言、無關心才是活下去地自然之路。也表現出了當時的台灣人，在強權下的忍辱偷生，也慢慢塑造了台灣人的性格。台灣人的命運是多乖，除了要遭受日本人的欺壓，還要防著被本島人的出賣，一些台灣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自己的同胞以獲取自己地位的升遷。人一旦遇到權力與金錢的誘惑，就不再有著崇高的理想。就如太湖事件的主導者鍾君，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快活、善於社交的小才子型的人，有著青年的純真與上進的決意。但是隨著個人的成就，功名的心也就更為熱烈，在警界，終於變成了日本的忠犬，以欺負自己的同胞為榮。許許多多的台灣人就是死於這種人之手，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踏著同胞的屍體往上攀升。在台灣，被陷害而死的人絕對比真正反抗而死的人還多。他,們多是被自己的同胞誣陷而死。就像光復後的半山們，他們都是一些機會主義者，趁著亂世大撈特撈，全然不顧他人死活，人如果沒有崇高的美德與堅強的自制力，一旦遇到有關自身的利益，與殘忍的日本人已沒有兩樣。在殖民地下的台灣人沒有叫祖國的自由，完全像努力一樣，而且又被置身於不能不向祖國的敵人忠誠的地位，面臨這種難局，致使台灣人左右都不是人。「我以為只要能夠走出台灣，就和飛出籠中的鳥一樣自由，可是現在的大陸，竟和台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同時，在中國人這一邊，又把台灣人視為日本間諜而不予信賴，處在這種境遇之下的台灣人，絕不願把自己的身分表露出來，往往說自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而在台灣人同志之間卻用「蕃薯仔」這隱語。」(台灣連翹，104)現在的台灣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在任何一邊都被視為異己份子，不僅不信賴台灣人，甚至視為間諜。當然也有台灣人再替日本人做事，日本軍閥把台灣人當做有利用價值的間諜而驅使他們大肆活躍。一直到光復以後，還是一樣的情況，因為台灣長期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使得外面的人一直以為台灣已被同化，有著不解的隔閡，也算是埋下二二八事件的一個起因。台灣剛光復的時候，台灣人的心是熱忱的，他們的夢想就快要實現，可是在接收之後，各種不同的問題才慢慢浮出檯面，政府不起用台灣人，藉口為本地台灣人受到奴化教育，大肆宣傳台灣人非接受再教育與再訓練便不能起用。於是分成內台兩派，展開了又管奴化教育的論戰。「與日本時代一樣，政府機關的上層部分，有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而台灣人依然是龍套角色，」(台灣連翹，158)種種原因使得本省人與政府之間的歧見越來越大，而這中間受惠的是那些從重慶回來的台灣人。他們為了自己的官路飛黃騰達，竟然符合政府，大肆攻擊台灣受到奴化，必須再教育，這一直是台灣人悲哀的命運。台灣的半山們在一夜之間暴富，辜顯榮是白手空空成了一代富豪，黃朝琴則是僅以西裝一襲回來，亦成億萬富翁。正如民謠所說「台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這就是當時的最佳寫照。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吳濁流先生是站在本省人的立場去描述，可是以今日看來，可能並不僅僅是全是外省人的錯。吳濁流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這樣描寫到「這麼以來，沒一個本省人再也不能安心過日子了，人人覺得必須設法自衛。不料青年竟然奮起，把武器接收過來，準備自己來維持治安。因此，這個事件可以說沒有任何事前的計畫，也沒有統一；故而也沒有縱地命令和橫的聯繫，完全只是人們憤激之餘激起來的偶發事件罷了。要之，讓外省人持有槍枝是危險的事，不如取下他們的武器，自寄來維持治安，動機是這麼單純，而且絲毫沒有野心。」(台灣連翹，181)個人覺得吳濁流先生在描寫二二八事件是有偏見的，當然台灣人是沒有野心的，那麼整個事件都是外省人的錯嗎？實則不然，外省人是沒有錯的，有錯的是那些政治的操弄者。在二二八期間，本省人見到外省人就打，這是不明智的行為，而吳濁流先生並沒有如實的寫出來，人民是沒有錯的，這些政治的操弄著，有著外省人，當然也有著台灣人。所以我們不能把整個事件歸咎於外省人，不應該再受到政治操弄著的擺布。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害的並不僅僅是本省人，還有那些無辜的外省人，可是時到今日，似乎在歷史裡都是外省人的錯。在著裡面充滿了各種政治操作。當然事過境遷，二二八事件是台灣邁向民主的里程碑，現在的台灣的民主制度已經日趨成熟，台灣再也不受到別人的歧視，台灣連翹已經不受任何羈束，自由的生長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