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的挑战

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的挑战精彩观点：之一加深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不是靠几个大型的活动就能解决的。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接触点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还缺乏了解和信任。之二有这么一个三角形，媒体在一个角，政府、国会是一个角，民众是一个角。这三个角中关键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了解是怎么来的呢？就通过媒体这一个角的折射。之三在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极端宗教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越来越强烈，刚好形成与全球化对立的一面，这就是所谓“上帝的复仇”。之四不要以为发展中国家都现代化了就会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有些国家，经济进步使宗教大大地复活。之五原来的传统势力范围是非常清楚的：共产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而现在没有明显的界线，新的地缘政治非常复杂。之六个人主义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有很强自我修复力，因为他们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不会改变。所以每当美国的经济逐步恢复正常，政府就会渐渐放松管制。之七美国是保险柜，人们才把钱放回去，虽然今后这个保险柜也会有问题，但还是比放到别的地方稍微安全点。主题：21世纪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的挑战时间：2008年10月8日晚7点至9点地点：北京大学国关C座秋林报告厅主讲人：金立群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有多少？理解又有多少？由于西方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相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模糊的国界与本土化趋势共存，新的地缘政治带来新的挑战，新一轮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影响着世界的局势。中国应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金立群：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谈谈我个人多年来在国内外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和体会。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讲座。我想尽量多留点时间与同学们交流，欢迎同学们提问题。我知道北大的同学是非常喜欢提挑战性问题的，我不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但是我会愿意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学习是没有前途的刚才院长提到我的经历。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差别。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是1978年到北京来读书的。如果大家对我当时的体会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中国日报（ChinaDaily），把我的名字输入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专栏文章(WhatCollegeExaminationMeanttoUs)。我认为，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挑战。我们当时的挑战是，在看不到任何机会，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而现在你们的挑战，则是有太多的机会，怎么样去把握的问题。我1968年下乡插队，1978年考到北外当研究生，期间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所以，我在文章里讲到，我们这一代人首先经受的是肌肉疲劳考验，其次是心理疲劳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在没有任何许诺让你重返学校的前提下，坚持学习。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学习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遇到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每个个人遇到的挑战。如果每个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能战胜自己，战胜客观环境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战胜整个民族面临的挑战。所以，我想，从年轻时就要努力学习，思考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期间，每年都会招一些大学生进来，我特别要感谢北大，给我们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人才在财政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欢迎你们将来进入国家机关、民族企业等各条战线，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和繁盛作贡献。在学校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常对新进来的同事说，你进入我们部，最初的五年对你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离开学校以后，特别是没有考试后，会突然觉得非常轻松。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因为当你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其实天天都在考试。我在关于恢复高考的文章里说到，当我们踏进78年的考场时，你考试的成绩实际上早就决定了。因为如果从文革开始后你一直没有停止学习，那么进入这个考场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但是，如果当听到政府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的时候再去抢着书来念，最终考试的成绩会怎么样，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座的同学有的很快就要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我希望你们把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作为天天接受挑战，天天接受考试的一个起点。“了解”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我下面讲第一个问题，中国与国际社会彼此的了解。我在财政部工作了28年，其中在世界银行工作了6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在亚行工作了5年，接触到不少的人。我经常会思考的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彼此了解的问题。这次奥运会以后，我们国人感到非常振奋，扬眉吐气，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有人感到通过这个活动，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这也是对的。但是我想说明，加深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不是靠几个大型的活动就能解决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打开了门，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国家领导之间的往来非常频繁，民间交往也日益俱增，旅游者增加，学生的交流也更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毫无疑问，这些交往增进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运动员、游客的到来，增进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到中国来了之后，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印象会有很大的改变。你不见得会改变他们某些根本的思想观念，但至少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以前对中国的认识不那么正确客观。但我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中国有13亿人口，真正能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人有多少?更不要说走出去。除掉中国，世界还有50亿人，这50亿人到中国来的有多少呢？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能来的人可能经常来，不来的人永远也来不了。所以中国和国际社会双方之间的接触点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里要弄清两个概念：“了解”和“理解”，这完全是两回事，千万不要把它们等同起来。了解是彼此之间通过某种方式来知道对方，消除一些隔阂，增进互信。但是，往往非常深刻的了解反而会加剧冲突和矛盾。中国以前有句话说：他们是以误会而相爱，以了解而分手。为什么，因为彼此不太了解对方，所以有可能相爱；当真正了解了对方之后，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不要把“了解”和“理解”划上等号。外国人进来了，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但还不一定是理解，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冷战的时候，美苏代表两个阵营，他们之间不了解吗？不是，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在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苏联问题，专门研究共产主义。这种了解并不等于他会接受你，他会理解你。反而他更了解你以后，他可以更容易地发现你的弱点，更能打击你，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知己知彼”。所以，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越是深入了解对方的，立场越强硬，策略越高明。我再举一个例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能我们一般人对此不怎么了解，但他们中间一些有学问、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对对方的宗教信仰非常熟悉，但却彼此之间不能相容。所以由了解到理解这一步有时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让国际社会来了解我们，更要让他们理解我们，我们也应该了解和理解他们。只有真正理解了，才会更加宽容地相处。了解是先决条件，但不一定能自然地过渡到理解。但第一步，西方世界对中国还是缺乏了解和信任。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举办完奥运会，外面对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进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志愿者一流的服务，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这样的好评是真诚的。但是，就在最近，欧洲国家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当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他们经常作这个民意测验，叫做HarrisonOpinionPolls。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是最大的威胁？有一段时间，俄罗斯被西方民众认为是威胁，但还可以接受，大概美国人把俄罗斯当作威胁的比例比较高。前几次，美国被欧洲人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还有伊朗、伊拉克、朝鲜、中国等。而就在俄罗斯跟格鲁吉亚发生冲突以后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21%的人认为中国是对世界不稳定最大的威胁。俄罗斯虽然从5%上升到17%，却仍排在中国后面。这个情况一定让大家大吃一惊。我们怎么可以接受这个现实？但这就是人家的民意，我想正是因为在这中间有很大的不了解的成份。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量地销到美国、欧洲，侵犯了一些低劳动阶层的利益，使这些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友好的情绪。但不了解更多是因为信息源有问题，媒体的误导造成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其中当然有电视、报纸、网络等等。我们要非常重视媒体的作用，但又要承认一个现实：你想让媒体对你友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奥运会之前，因为达赖喇嘛分裂集团制造了一些麻烦，我跟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朋友，私下可以讲得很坦率。他们跟我说，达赖喇嘛在西方实在是讨人喜欢，你们真要想想办法怎么来对付这件事。其实并不是他宣传的本事有多大，而是媒体信息源的问题。西方媒体报忧不报喜我把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的政体民主，称为西方民主的非民主化，用英文讲是dedemocratizationofdemocracy。此话从何谈起？民主最简单的就是一人一票，至于你动不动脑筋来投这一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很理智地投这一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理智是否被正确的运用。有这么一个三角形，媒体在一个角，政府、国会是一个角，民众是一个角。这三个角中关键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的了解怎么来的呢，就通过媒体这一个角的折射。媒体是基本的信息源，是影响社会思想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一个社会对自己本身了解的问题。媒体提供的信息是经过筛选的、局部的或者可能完全是歪曲的。我要公平地讲，西方媒体刻意歪曲是少数，是极端的情况。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看到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甚至造谣，看了令人非常生气。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主要不是造谣、捏造，而是筛选，截取局部。比如一幅很漂亮的画，色彩缤纷，他偏把你的视角专门引到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他撒谎了吗？没有。这里是黑的吗？是黑的。但他就不让你看到别的部位，不让你看到红的。这是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手段。曾经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拍摄了一些东西回去，把俄罗斯拍得非常糟糕。美国一些比较有良知的人说，这种东西在美国也不少，只是没有给我们集中起来而已。如果西方媒体天天撒谎造谣，那它一点可信度也没有了。所以它有基本的基调，就是西方媒体报忧不报喜，有轰动效应才有新闻价值。正如西方的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影响了民众的立场和情绪。既然西方媒体被认为是独立的，那么很多人就天真地想，既然是独立的，那么就是可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误解，民众形成了这种固定成见，于是你告诉我什么我就相信什么。要想当国会议员，或者要继续当选，就必须要讲符合所谓主流意见的话，媒体在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又反过来加剧民众情绪。西方媒体又是谁在掌握呢？不是政府，而是由有影响的利益集团控制的。既然媒体是我的，当然要反映我的观点立场。掌握媒体的财团是少数人，因此这些少数人影响了整个公众对重大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说的dedemocratizationofdemocracy，即民主的非民主化。因为民主不是大众的，只反映少数人的意见。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就问《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你们一直宣扬你们是独立的，不会受任何干扰，那么你们为什么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一贯消极？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份报纸是真正独立的话，今天我可能看到说中国好的，明天可能看到说中国不怎么好的，后天可能会见到有说好的，有说坏的，这才说明你是独立的，因为你反映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看到你凡是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总是消极的，我就知道你把积极的东西过滤掉了。西方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媒体，但在影响媒体上，他们还是很有本事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政府不让记者去报道，导致群众很有意见，于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布什政府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允许记者去报道。怎么报道？把所有记者都放到航空母舰上进行跟踪报道。结果怎样呢？记者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报道不了，所有信息来源都是国防部给的。所以他虽然让你去，还让你直接深入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