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

蜀文化：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用什么文化内涵来概括这一传统呢？“巴蜀文化”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最为普及流行。然而，近十多年来才被人们认识的“蜀文化”概念，极可能改变这一传统看法。本文从考古文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四川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一番考察。一、考古文化上的蜀文化“蜀文化”的概念，虽然早在50年代就曾被老一辈的史学家提到过，但从考古学上较为系统地论述蜀文化，则是最近十多年的事。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文化，比巴蜀文化要晚一些才被人们发现。可以说，人们正是通过探讨巴蜀文化才接触到蜀文化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文化是人们认识蜀文化的先导。众所周知，“巴蜀文化”的命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成都附近出土的所谓“巴蜀铜器”引起，而由卫聚贤在一篇题为《巴蜀文化》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此后，凡是四川出土的古代器物而带地方特色者，均以“巴蜀文化”称之。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巴蜀文化”概念的来历。巴蜀文化虽是考古学上的命题，但提出命名的那个时代，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它还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考古文化。使巴蜀文化变成一种科学的考古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1973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根据四川出土文物的实际，并从考古器类学的角度，对巴蜀文化的考古学性质作了精辟的归纳。他指出：“现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尚未有能与巴、蜀相连者，所以我们以考古学上所称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80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的巨大收获之一，是初步建立起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四五十年代人们所讲的巴蜀文化，时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现在所讲的巴蜀文化，下限应定在西汉前期。“到汉武帝以后，统一的汉文化占了主要地位，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既然考古学上所讲的巴蜀文化，在实地发掘中只能被证明，仅仅是存在于东周以至西汉前期的一种地方文化，而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尚未有能与巴、蜀相连者”，那么，这种地方文化又源于何方？是四川本土创造的，还是外来的？由于缺乏地下出土文物作证，特别是没有发现典型的文化遗址，以致有人认为“西周以前川西平原根本没有蜀文化”，甚至断言“蜀文化是西周以后从汉水流域入川的”。直到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与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分布于成都平原的数十处古遗址（著名的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抚琴小区、指挥街、岷山饭店等遗址）的发现，再加上1995—1996年，在成都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三道堰、崇州双河发现的五座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便为上溯四川文化的渊源——蜀文化带来了希望。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分析，人们终于认识到：蜀文化不仅是一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较之于东周时代才出现的巴蜀文化，它更是一种年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为了把它与巴蜀文化相区别，学者们专门赋予它以“古蜀文化”、“早期蜀文化”，或“早蜀文化”、“先蜀文化”等称号。如果把这种蜀文化依照其产生形成的顺序，而不是按发现先后来表述，其发展过程和内涵特征可简要概述如下：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先在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发现的这处遗址的文化内涵独特，有别于同一时期周邻地区的古文化，故命名为考古学上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当时，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域，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黄河、长江流域拔地兴起。伴随着城的出现和发展，文明开始孕育成长诞生。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三星堆遗址同时还显示了进入文明社会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根据发掘出来的城墙、类似宫殿的房址设施，大量精美的陶酒器、工艺陶塑、大量的玉石礼器，以及青铜“神像”、“神树”和金手杖等器物和图案，有学者推测三星堆遗址，可能是早期的蜀都，是三千多年前蜀国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的中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为人们认识蜀文化打开了大门，而且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面貌，是属于同一蜀文化系统的考古文化。宝墩文化的演进脉络表明，紧随宝墩古城之后的遗址，依次是：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古城，而在鱼凫村遗址的最晚阶段，已经出现三星堆文化的因素。这样，三星堆文化便和同一时期存在的宝墩文化互相衔接起来了。成都市内十二桥等遗物，也是具有蜀文化特征的典型。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互有叠合、承继并各有侧重，又勾勒出成都市商周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近十多年来成都平原多次考古发现，揭开了长期笼罩在蜀文化上的神秘面纱。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曾经笔录过一则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历史文化起源的传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历夏、商、周。”在近代疑古思潮中，这类传说曾被视为“无稽之谈”而受到抨击。现在，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蜀文化经历过夏、商、周的客观存在，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新见证又不断涌现出来，那么，把四川文化源头的蜀文化的起源时间，再大胆地向前推进一步，应该是很有希望的。所以，现在已有学者预言：“蜀文化很可能会起源于五千年以前，甚至‘肇于人皇’，殊未可知。”二、地域文化上的蜀文化近十多年来发现的典型蜀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大多集中在成都平原。其中尤以广汉、成都这两座并存的“双子星座”式的商大巨大城邑最为瞩目。它进一步证明成都平原不仅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更是长江文明、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四川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和它在古代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究竟怎样？它如何适合初期文明的发生？对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何影响？林向先生对这些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今摘要介绍他列举的四条依据如下：（一）这里物质丰裕，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为古代各种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十分适合从事种植、饲养、渔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活动的区域。他并推论说，《山海经·海内经》所记录的古代“冬夏播种，鸾凤歌舞，百兽群居”的一方乐土——“广都之野”，便是成都平原。因为，“先秦时期要做到冬夏播种，冬草不死，只有四川盆地才有可能，广都之野只可能在蜀地——成都平原。”（二）这里地势有利于初期文明社会的安定过渡和发展。四周高山屏障，内部江河丘陵交错，限制了北方车骑武装的侵袭。加上地形复杂，不可能有大面积的水旱灾害发生。这种环境的多样性与多变性促使人们养成巧思勤作、不畏险阻、善于因地制宜的精神。所以古蜀文化所创造的梯田、索道、栈道、火井、蚕桑等都是华夏文明宝贵的共同财富。（三）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古代交通。若东出三峡，即是江汉平原，与南北向的“随枣走廊”相交，北通河洛，南走五岭，俯视长江中、下游。本区北有斜贯西北高原与东南低地的汉水通道。西面紧靠横断山区的“藏彝走廊”，向北与甘青高原及中亚、北亚相接；向南可直接南中，与东西亚、南亚、西亚乃至欧非交通。（四）这里的山间、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积最大（达7337平方公里）的坝子。这些平坝平整肥沃，便于灌溉，连同周围的荒山丘陵开成梯田渠堰，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寨，由此形成为“坝子文化”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优劣，并不创造技艺和习俗，它只是给你以机会或是不给你以机会。四川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为以成都平原为“发祥地”和“中心”的格局，自然因素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说到底，最终还是由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蜀人创造完成的。关于古蜀人的来历，和任何区域的人口成分一样，比较复杂，涉及一个土著和外来移民区分的问题。应该说成都平原原本有一部分本地居民，他们可以称为土著。但因为情况不详，现在，人们便把最先从西面岷山下来，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视为早期蜀族的祖先。这样，相对于后来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又同成都平原的原有居民一道，构成了本地的土著。此外，还涉及一个统治层与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的区分问题。毫无疑问，“蜀地的人们共同体的基本成分本是当地土著”，与统治者有所区别。由于在蜀国历史中，又有溯江而上的濮越、荆楚系统的民族，加入到蜀国的统治层中去。相对于秦、汉以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也应该视为蜀国的先民。这样，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以及在蜀国疆域内生活的居民，经过长期事融合，便共同构成了蜀文化的创造者——蜀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这一通例，经由先后进入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又一件“百衲衣”。在古代成都平原从文明孕育到成长壮大，直至产生有如三星堆文化那样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周边和外来文化。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古蜀文化区不仅与北面的中原夏、商、周、秦文化有联系，而且同东面史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楚文化，南面的濮、越文化有关系。正是得此地利和天时之便，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像“一座大水库”一样，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成各种文化的荟萃杂交之地。可以说，早期蜀文化就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文化杂交”工程的结晶。在早期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都平原之所以较早地成为凝聚人们文化共同体的中心，绝非偶然。这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号令蜀地的政治中心。由于古代成都平原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这里自然便成为人们聚居自下而上的理想之区。早在氏族社会鼎盛的时期，居住在成都平原的蜀人，便充分适应平原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利用平原特有的分散的聚落形态，在一个个平原的小坝子上，缔造了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据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当时巴蜀境内就有多达百数十个小部落小诸侯“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戎伯文化”的集合体。另据传说记载，四川古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以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为代表的早期蜀王国，以及相继由杜宇和鳖灵建立的杜宇王国和开明王国。这些蜀王大多以成都这个大坝子为大本营，号令四周小坝子，乃至更远范围的小诸侯。如号称望帝的杜宇，先定都汶山下，后又以郫（今成都郫县）为都邑，别治瞿上（今成都双流县境）。号称丛帝的鳖灵，原治青衣江会（今乐山），建立开明王朝后，也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后迁成都。正因为在成都平原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以戎伯首领和王权为支撑的政治核心，带动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的氏族部落，这才促进了古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传播，并最终形成为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另一方面，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还是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人们在运用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从事经济开发活动的同时，文化便随之悄然降临。由于成都平原具有天然良好的生存空间，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各族人民前来此区进行开发，因此这里往往成为各种先进技艺交流荟萃的场所，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蒙文通先生精辟地论述了蜀的经济文化同步转移过程，他指出，蜀文化最先是从岷江河谷发祥的，“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因为，早期蜀族——氐羌民族“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河谷里。若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时才能显得重要，是不难想象的”。其后，“教民务农”的杜宇，正是通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