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祁斌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我今天跟各位汇报的一个切入点是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发展这么一个题目，把它放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和突破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去探讨。我想跟各位汇报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国际国内宏观形势；第二方面，资本市场最新的战略发展的一些情况；第三个方面，如果我们有时间，探讨一下中国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路径。一、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讨论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我想引用两句话作为引言，正在读一本书，隆重推荐给同志们，叫《邓小平时代》，这是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传记，这本书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今天还有济南大学的学生，年轻人应该看一看，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走过这改革开放的30年的，年轻人看一下就补课了，我们看一看就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也非常重要，因为历史是延续的，它不是割裂的。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过去30年的历史就非常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国的未来，所以去读一本这样的书还是很有帮助，这本书很厚，600多页。第95页有一段非常起眼的文字，我相信读这本书的人大概都没注意到，我是对这段文字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我把全文抄录在这儿了，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三个世界的论断。会议期间有一个空闲时间，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有人问他想做点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他这个想法肯定令当时陪同的外交部同志感到非常震惊，因为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人都没听说过华尔街，那个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是非常地进步，所以大家对于华尔街，一听就是有点离经叛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去华尔街看看？书的作者，傅高义，他是哈佛大学教授，他研究各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尤其关注中国，他认为：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说邓小平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1975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将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凭他惊人的直觉，他认识到美国这么强大跟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一条小街，物理上它就只有500米长，非常小的一条小街，可能跟这条小街有很大关系，所以他一定要去探究，一定要去看看。结果那天正好是星期天，证券市场不交易，华尔街在星期天关门歇业，但邓小平还是坚持让把他带到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留一个印象。这是1975年。1992年，邓小平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南巡”，“南巡”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谈话，说证券、股市是不是好东西？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能否用？他说可以看，但要坚决地试，试好了往前走，试不好，我们就把它关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还可以留一点尾巴，他实际上是不想关。1992年，在邓小平非常坚定的推动下，中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所以，从1975年他酝酿这件事情，他去观察华尔街到1992年，大概时隔20年。2012年年初，题目叫《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大家有兴趣去搜，百度上能搜得出来。这篇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做了几个判断：第一，欧洲形势，用了八个字，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中东格局也是八个字，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用了一个“险”字，比较险峻。中国经济用一个“难”字，中国经济转型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一年之后的今天，这些判断有点不幸言中。（一）欧洲形势：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第一，欧洲的经济情况还是比较糟，或更糟，我选的几张照片，我听说图象给人的印象超过文字和说话的一万倍，所以我就精心挑选了几张照片。最左边的是一张我自己照的照片，去年年底去意大利陪同领导访问，在街上邂逅了一群抗议的人群，我们去的时候，意大利正是危机重重，蒙蒂政府上台准备推行改革，全世界人民，尤其欧洲的其他国家正在想办法努力帮助意大利解脱困境，但到意大利碰到这么一群游行示威的人群，你就觉得这个国家确实是希望不大，因为他们都毫无紧迫感，每个人都是闲庭信步，都非常地悠闲，跟他们工作时的状态差不多。所以，欧洲的问题，为什么你看不出来结果。它有三大矛盾，第一，高福利的问题非常严重。高福利主义严重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只能够天天往回找；高福利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是说社会成本太高，而是上去了就下不来，所以它改起来非常难，一改，老百姓就上街了。第二个问题，欧元的困境。因为欧元的困境是一个相互掣肘，它有道德风险，比较差的经济体需要得到救助，如希腊出问题了，德国要救；西班牙出问题了，德国也要救；过两天意大利出问题了，它也救，最后德国人说我为什么要支付那么大成本呢？我干脆也跟希腊人一样，我也躺在沙滩上睡觉算了。但让希腊人变成德国人的机率是零，所以其不对称就使得大家一起趋向最差的状态，这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锅饭”一样，所以，它的困境也是跳不出来的。第三个，我后面还要提到，欧洲的竞争力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一方面其压力来自于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很多技术都已经掌握了，但劳动力成本只有欧洲的十分之一，所以欧洲是没有竞争力的，从成本来说。所以，很多产业它一定要放弃，但创新的同时又缺乏创新能力，它失去的原来的阵地，找不到新阵地。当然，与此相比，美国的创新能力比欧洲强，我们后面要讲到美国创新能力的背后是一套制度的支持，尤其是资本市场。所以，欧洲在这么三个因素作用下，我们当时判断它的情况是很糟，但欧洲也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欧洲的情况对我们出口的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欧洲的情况，如果要提出解决方案的话只有一个方案，即我国过去30年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让很多不同国家在一起组合，互相之间会有很多的矛盾，它要主动去改革开放还是非常难的。我们回忆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多少年？先是打了一次鸦片战争，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完败，打了一次甲午海战，打了一次抗日战争，赢了，死了三千万人，又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止100年。所以，让欧洲这样一个经济体能够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非常难。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论坛，碰到一个希腊人，那时候正好是希腊危机，其实你们希腊的问题也没那么难解决，中国现在13亿人，2010年人均GDP突破四千美元，现在已经突破了六千。人均GDP突破了四千美元之后，大家都有很多精神的需求，如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大家是否注意到，关于旅游的消费激增，大概翻了百分之三、四十。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是电影票数据大概翻了40%，大家对于精神性的消费需求大为增加。所以，我跟希腊人讲，中国那么多人，GDP突破了四千美元，中国人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要说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更少的一小部分到你希腊来旅游一次，希腊是文明古国，地中海还有那么多小岛，那你的GDP增长率可能是全球第一，希腊人一听很高兴，你说得很对，转念一想说不行，我们旅游服务业跟不上，我们的人比较老。我说，那你把旅游服务业外包给中国人。他说这肯定过不去，国会不同意。我们举这个例子虽然有点讲笑话的意思，但让它主动去改革开放还是有很多的难处。中间这张照片是卡梅伦和默克尔的对话，卡梅伦这两天非常感激撒切尔夫人（刚刚去世），因为撒切尔夫人当时作了一个决策，英国不加入欧元，这个决策对英国来说是个正确的选择，但卡梅伦现在也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英国是否要退出欧盟？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明年是公决，如果英国退出欧盟的话，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将要受到重创。在右边的这张照片是一个美丽的小国，大家原来都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是塞浦路斯，也是爆发了新危机。这样的危机会不断地出现，每次出现都会考验欧元区的神经，因为他每次都需要做要不要救的决策，如果不救就要垮台，救是道德风险。所以，在全球经济大家庭里面，欧洲的情况用一个词来概括为“英雄迟暮”，现在比较麻烦。（二）中东格局：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中东的局面，我们去年判断是没有最乱，只有更乱。这几个人物大家都认识，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中东为什么这么不幸？中东给我们两个启示：我们作为一个地区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作为个人也好，从事件中我们都能够得到启发。中东给我们的启发是两个，第一个，为什么中东作为一个整体与现代化进程是错失交臂，阿拉伯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我们今天用的阿拉伯数字是人家发明的，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我们不能想象今天的现代科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方块字，1、2、3、4、5、6、7、8、9、10，开根号、平方都弄不了，都是阿拉伯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所以还是非常优秀、非常聪明的，而且中东是离西方近代文明很近，隔一个地中海，我们是隔得非常远，至少要走个丝绸之路。但东亚民族在过去的100年中多多少少走上了自强的道路，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尽管我们对日本人有很多看法，但明治维新还是非常成功的。我国是走了一百年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虽然花的时间比较长，也还是走上了正道。韩国人，如果研究经济的同志可以研究韩国，韩国是东亚经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韩国经济体制中的封建主义远远少于日本，它是非常成功、非常市场化的。韩国搞的科斯达克就很成功，日本的佳斯达克就基本上不成功。但是，中东的经济，整个社会形态各方面一直与现代化进程错失、交臂。为什么？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发现了石油。所以，经济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汇叫“资源诅咒”，因为你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因此这个地方就非常落后，不思进取，这个词还是很有道理的。地区也是一样，个人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富二代就不太行呢？道理是一样的。中东对我们另外一个启示，一个国家的文明、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它是连续的，它是很难跃迁的。文明的进步，郭省长有一本书，书名起得非常好，这个书名叫《整体的渐进》，文明的进步也好，国家的进步也好，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的道路走下来也好都是这五个字——“整体的渐进”。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以改革者的姿态上台，年轻的时候非常优秀，有一个缺点，干得太久了，干了40年。毛主席会见的是穆巴拉克、胡总书记会见的也是穆巴拉克，最后埃及人民受不了，把他给赶下台了，选了一个穆尔西，结果还是要悄悄地搞独裁，结果人民发现了，又上街了。今天的开罗跟三年以前的没区别，所以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天就变成非常发达的民主国家，它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回忆中国的近代史也是这样的，袁世凯其实是对中国近代史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用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封建王朝，这个在世界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生灵涂炭，但最后自己还想做皇帝，尽管受了很多人的蛊惑，还有自思想不坚定。袁世凯下台，蒋介石还是要搞独裁，所以可以看到其文明进步是很难一步跃迁的。听说印度比较脏、乱、差，我是去年去了一趟印度，确实是比较脏、乱、差的，尽管印度还有很多、很多的优势，但到印度以后，发现印度人均GDP是1500美元，你希望一个人均1500美元的国家，大街上没有人随地吐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文明都是互相配套的，都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还是要全方位地去进行推动，不要寄希望于一夜之间就很多奇迹发生，还是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三）国际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第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我们去年说是没有最险，只有更险，是因为我们当时是看到了北朝鲜的权力更迭，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判断不幸言中，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还会出现黄岩岛事件、钓鱼岛事件。当然，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随着中国快速地崛起，迅速地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国也必须学会应对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国际环境。很多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它有一定的必然性，我等下要分析到。中国经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我们过去30年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奇迹，我们现在手机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产品大部分是低端了，也不能说太低端，以前我们说电视机是高端的，现在是低端了，也是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确实见证了这个奇迹，过去30年，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甚至都不能算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其变化非常鼓舞人心，我想起了狄更斯说的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