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其人

王羲之其人王羲之简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琊，后迁居会稽（绍兴）。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以“善书”名留青史，有书圣之称。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初月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快雪时晴帖圣教序黄庭经•王羲之早年（二十多岁时）以秘书郎身份入仕——秘书郎主要负责管理皇室藏书，起草政令公告等文件，相当于皇帝身边的行政人员，是一份“职闲廪重”的官职，在当时只有名门望族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是贵族子弟进入仕途的理想起点。•出身名门、才能出众的王羲之，在仕途上自然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机会，但不知道为什么，王羲之似乎一直在躲避着这些常人梦寐以求的机遇，所以，他的仕宦经历中也缺乏人们想象的那种“辉煌”，反而以书法名垂青史……时代大背景：晋室南渡•西晋由于施行解除军备的政策，以及诸王和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争权，发生了八王之乱；西晋于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分裂贵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人民纷纷南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晋室南渡后，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重建东晋。思想文化背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玄学的兴起，为中国哲学吹入一股思辨的清风；阮籍、嵇康、左思、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刻下一段无可回避的印记；顾恺之的画，又为中国绘画艺术的真正确立，奠定了根基。可以说，在政治民生上，魏晋南北朝是极混乱而黑暗的，而在文化建树上，它又是极丰富而辉煌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东汉末期以后，战乱连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命如草，随时可能被马蹄践踏。这种生死无常的忧患意识，也成为士人们思考与艺术创作的主题之一。•永嘉南渡后，乱亡之痛迫使士人们对前期的行为作出反省，那种过分放达、乃至流于放纵的风气得到抑制。他们站在维护名教的立场上，试图借助儒家的思想武器对时代思潮进行一番“拨乱反正”，但收效颇微，既缺少理论建树，也没有现实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东渡后偏安的政治局面、秀美的江南景色，又使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逐渐转向追求内心的平和，追求宁静闲雅、潇散飘逸的风神之美。而这种转变，无疑对艺术的发展有着绝大的影响。家世背景——羲之本是世家子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使无数伟大的心灵备受折磨。而王羲之却是幸运的，他的家族是“上品中的上品”。王羲之的身份是典型的“富后代”，“官后代”。•王羲之出身于琅玡（今山东临沂）王氏，这在当时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世家大族。•琅玡王氏的先祖，可追溯到汉代名臣谏议大夫王吉，至汉末魏晋时期，王氏已成为当时豪族。王羲之曾祖辈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王祥，他就是《二十四孝》中“剖冰求鲤”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西晋开国的元老之一。其他的族人如王戎、王衍等，都曾官至高位，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到了东晋，琅玡王氏与司马氏政权的关系更为密切：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起家时为琅玡王，与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王导、王旷（羲之父）是姨表兄弟，两家世代联姻，关系非常密切。•羲之的伯父王导、族伯王敦，在东晋政权初立时期立下很大功劳，王导被尊称为“仲父”，而王敦更是控制朝政，甚至两度拥兵欲废晋自立。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琅玡王氏在当时的地位。王氏三少•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曾任丹阳和淮南太守，是个颇有见识和政治影响力的人。可惜天不假年，就在永嘉南渡前后，王旷不幸去世了。那时王羲之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少年丧父，是人生一大不幸，但这种不幸往往也会使人成熟。王羲之天赋聪敏，又受过极好的教育，父亲的去世让他迅速成熟起来。据说羲之少时“讷于言，人未之奇”。十几岁时，他去见吏部尚书周顗（音同倚），并参加了周家的一次宴会。周顗位高权重，阅人无数，却惊异地发觉王家的这个孩子很不一般。当时流行于大型宴会上准备牛心炙，也就是烤牛心。这是一种礼仪性的菜肴：侍者端上牛心炙后，主人要将其割开，按客人地位的高下将牛心炙逐一奉上。周顗一反常理，无视满堂权贵的存在，将第一份牛心炙奉于王羲之面前。周顗在当时威望极高，他的青睐，自然让人们对王羲之这个少年另眼相看。•除了周顗，许多名人都对王羲之评价甚高，如素享重名的阮裕，赞羲之与王悦（羲之伯父王导之子）、王应（羲之族伯王敦之子）为“王氏三少”；王导和王敦更是视羲之为家族的未来，对他寄予厚望。少经祸变•公元322年，王羲之的家族遭遇一场重大的变故，险遭灭门之祸。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东晋立国之后，屡遭北方政权如后汉、后赵等侵扰，征战连年，兵源严重不足。元帝采纳尚书令刁协的建议，下诏称中原流民遭难、被迫卖身为大户僮仆者悉免为平民，以供征役。这一政策严重侵害了大族的利益，一时间朝廷与大族的矛盾空前尖锐。王敦便以此为由，在武昌（今湖北鄂城）起兵，也获得一干豪族的支持。消息传到建康，作为王敦从弟的王导惶恐莫名，不得不率全家待罪，元帝对王导也暗生猜忌，王氏一族处境十分危急。但后来幸得周顗等人在元帝面前为之辩解，王导才又赢得元帝信任。是年十一月，元帝死，遗诏王导为司徒，辅佐即位的太子司马绍，即明帝。•当时王羲之刚满二十岁，正跟从伯父王导生活，事件的整个过程都为他所亲身经历。家族这一次的安危荣辱之变，想必给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仕途上的种种态度与选择，与年少时的这段经历也不无关系。东床快婿•当时太尉郗鉴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郗鉴素闻王家子弟有“芝兰玉树”之美誉，就希望在王家选一个女婿。这样做，一来可为女儿的终身找一个可靠的依托，二来也可借此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他派门生拜见王导，申明此意，王导让来人自己去东厢王家子弟中挑选。门生回来后禀告郗鉴说：“王家子弟都很出色，但一了解到我的来意，都未免有些不自然。只有一个人袒腹卧于东床，如若不闻（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郗鉴听了说：“正是这样的人，才是佳婿！”派人打听，这个人就是王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当时王羲之二十一岁。寄情山水，体悟玄思•王羲之任护军将军后，曾苦求宣城郡，但未被批准。为何王羲之向来懒于仕进，却偏偏对宣城太守一职情有独钟？实际原因是宣城素以山水秀美著称，王羲之之求宣城，更多的不是为了仕途发展，而是希望到那里享受山水之美。游心山水之间，体悟玄思哲理，是魏晋士人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这种时代风尚的形成，与老庄思想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庄子对世俗感到沉浊而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会于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要求超越人间世而归向自然，并主动地去追寻自然……使人进一步想在自然中——山水中安顿生命”。•在世俗仕宦与自然山水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才是王羲之所向往的理想人生。前者于他来说是一种义务，是家族赋予他的使命；后者于他来说是性情所致，是舒展心灵的最好方式。书圣爱鹅•《晋书》记载王羲之“性爱鹅”。《晋书-王羲之列传》里，随处可见鹅的故事：•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会稽山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流觞曲水纵观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性情中人”：首先，他对名利非常淡泊，他宁愿在政坛被边缘化，也不愿在权力斗争中磨损性灵。这一方面是时代风尚的影响：魏晋时期政治太过黑暗，很多有良知有底线的士人都无法忍受权力圈中的龌龊与血腥，纷纷选择逃避，玄学与隐逸之风盛行，前者是一种精神的逃避，后者则是自我的彻底放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王羲之的个性因素：他是个艺术才能非常卓越的人，在书法、绘画、文学创作方面都有极高造诣。这样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是非常完满的，敏锐的审美能力，会随时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内心充实，自然也就无求于外，相反，过多的外务琐事，反而会干扰他们享受艺术、享受生活的宁静心情。据说，王羲之在仕途上唯一一次主动求官，就是求任宣称太守一职。而之所以“苦求宣城太守”，归根结底，却是因为宣城山水极秀美，他的求官，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因为更看重自由与美，所以才会淡于名利，王羲之的理想国，不是在庙堂之上，而是在山水与艺术之间。思想性情——云中矫龙性任率同时，王羲之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重情义，容易被感动，更容易被激怒：他无意仕宦，不耐官场的蝇营狗苟，本打算在一个闲职上终老。其两次出仕，都是感于友人的真诚：一次是庾亮的临终荐举，一次则是殷浩的盛情相邀。而他最终彻底告别官场，也是起因于王述的有意刁难。从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远远不是王羲之的人生理想。他的心灵深处，始终藏着一个浪漫唯美、热爱自然、热爱自由、重情重义的少年。可以说，从个性上讲，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