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斥邪卫正与文明开化

1第七讲斥邪卫正与文明开化1.政治与社会变化1-1．势道政治的腐败与三政紊乱从纯祖到宪宗、哲宗三朝势道政治出现的结果，王权极度衰弱，政治纪纲极度紊乱，儒教的官僚政治也变得有名无实。势道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朝鲜进入门阀政治时期。这时期的门阀大概是由7代到10代同姓家族成员构成的血缘集团，其中最有势力的往往是外戚、山林和官僚三位一体的家族。具有代表性的是安东金氏金祖淳家、丰壤赵氏赵万永家为代表的十余个家族。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联合，通过姻亲关系结成一个政治集团，独占权力和利益。他们的子孙往往通过非定期举行的别试获得官职，占据重要职位。而且这时期只有正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享有决定权，其余的官员只有执行权，议政府和六部只剩下了空壳，权力集中在备边司，而备边司的权力又集中在有司堂上或句管堂上，这些重要职位一般由权势家门出身者担任。扩大备边司的权限本来是为了提高王权，结果反而导致王权的削弱。中央政治纪纲的紊乱也带来了地方行政和财政的紊乱。守令和下属胥吏贪污成风，许多守令是靠贿赂得官，所以贪欲更甚。他们与地方出身的下级胥吏相勾结，图谋私利。胥吏本来就没有薪俸，要靠自己所担当的职役为生，而且他们为了能担任胥吏，有的是事前也向守令行了贿，当时称为“任债”或“任贿”，也就是说他们的胥吏职务是买来的。所以一旦得到一个职务，自然要收回成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巧立名目向农民收取苛捐杂税。二是侵吞地方官厅掌握的税谷或税钱。当这种风气普遍化以后，国家的税收体制也就陷入混乱。为了遏制地方的这种贪污风气，中央政府不断排除暗行御史，巡察各地，也收效甚微，而且有时候暗行御史自身也难保其廉洁。在势道政治之下，科举制也日益腐败。对应试资格的严格身份限制开始瓦解，只要给予贿赂就可以应试，滥发合格证，失去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如果不依附权贵，很难在政治上找到出路。所以实际上有才能的人因对科举制的紊乱不满，不愿应试出仕，所以当时在野儒林普遍鄙视科举，纷纷放弃科举。朝鲜王朝的主要财政基础一是以田税为主的各种赋税，二是向丁男征收的军布，三是向农民发放米谷，收取利息，视为“还谷”，习惯上将田政、军政和还谷合称“三政”。到了朝鲜后期，国家财政越来越依靠还谷，由救荒政策发展为国家高利贷行为。由于守令、胥吏的贪污舞弊，三政紊乱成为朝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就田政来说，到了朝鲜后期，宫房田、官衙田面积不断增大，两班势道或土豪与胥吏相勾结，也设法使自己占有的田地免纳赋税，习惯上称为“隐结”。宫房田、官衙田、隐结的增多，由于而实际上负担赋税的田地在减少。隐结在京畿道和三南地方相当集中，所以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里的所谓免税地、陈荒地、灾害地等的面积曾增加趋势，可以作为征税对象的田地减少。法律规定，每20年对田地进行一次测量、调查，政府每年为了征税还要实地调查灾实（灾害实情）或陈起（废耕地和起耕地）的情况，以确定是否需要减免。结果守令和胥吏利用这种惯例，谎报灾情，而将减免的赋税中饱私囊。在实际征税过程中，也有滥征、过征等弊端。17、18世纪以来，各种赋税日益田税化，所以田税总额日益增加，但是税率并不十分高。每结田税4斗，大同米12斗，三手米1斗2升，结米2斗，合计为20斗以上，还不到收获总量的十分之一。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附加税、手续料，其中有中央政府许可征收的，有的是地方守令私自征收的，所以各地标准不一，多的甚至达到每结100斗，占到三分之一。后来按单位面积统合征税，称为结钱。但是滥征、过征的弊端并未因此消失。地方胥吏往往将贡金、军布中饱私囊，然后转嫁到结钱上，甚至强行要求荒废的土地（陈田）纳税，所谓“白地征税”。2向丁男征收的军布，英祖（18世纪中叶）时减半，每丁征布1匹，减少的部分由渔税、盐税、船税填补，或归入结税。军布因为属于人头税，所以家庭内丁男越多，税就越重。布1匹一般折换米6斗，比田税的每结4斗还高。1户父子2人就要征收12斗，3丁就是18斗。而两班和胥吏实际上不负担军布，而且随着政治纪纲的紊乱，有势力的良民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负担税布。所以军布负担也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良民身上。所以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深山，成为火田民或盗贼，或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登记地方丁男数目的军籍也就渐成虚簿，官厅帐籍上的丁男数往往比实际丁男数要多。地方官为了增加军布征收的数量，千方百计扩大户口和丁男的数量，甚至向幼儿和已经死亡的人征军布，是所谓“黄口签丁”、“白骨征布”。为了弥补一部分丁男逃亡后税收的不足，让其亲族或邻居代纳军布，是所谓族征、邻征。还谷本来是一种救荒政策，但是由于地方官厅财政窘迫，后来成了地方官厅的敛财手段。甚至中央的一些机关也经营还谷谋利，还谷制度成了官营高利贷。各衙门经营的名目不同，利率也不一致。利息一般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利殖谷的一部分上解中央，地方分留一部分，但是比率各部相同。即使是按照规定全额解送中央的，地方往往也加收一部分作为手续费。所以不论是户曹还是各兵营、地方官厅，对于还谷都十分积极。但是由于灾害频仍，许多农民无力偿还这种高利贷，所以还谷亏空有时也很大。所以官厅所掌握的存谷数量往往仅仅存在于帐簿上，而实际上不存在，粮仓是空的。当时还盛行钱贷，也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许多农民因公债或私债而破产，流亡他乡，或进入都市谋生，或流入深山成为火田民，或四处流浪。1-2．农民蜂起到了19世纪，朝鲜不仅政治混乱，自然灾害也在各地频繁发生，导致饥馑和瘟疫流行。1821年和1822年霍乱流行，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1859年阳历9月末汉城发生霍乱，也死亡甚多。1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恐怖气氛之中。于是民心动摇，社会不安，挂书事件不断出现，《郑鉴录》等各种秘记、谶说也广泛流行，还流传一些诽谤、诅咒朝廷的歌谣。进入19世纪，《郑鉴录》的影响几乎遍及都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宫中寡妇专权，拥立幼主，国事蒋随之紊乱。”“朝鲜王朝将亡，郑氏王朝代兴。”“郑氏王朝的郑真人将起兵海岛，救百姓于水火。”在社会动乱之间，“保身之地在十胜地”。“入十胜地，穷人生，富人死”。这些主张其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暗示了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同时也煽动了民众的叛离心。各地盗贼盛行，有些是携带武器的火贼或者水贼。他们逐渐走向集团化，成为一种反抗朝廷的组织。到纯祖十一年（1812）终于爆发一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即洪景来之乱。洪景来原来是高丽时期有名的南阳洪氏的后裔，出生于平安道龙冈郡的没落两班家门，早年参加科举而名落孙山，所以对执权者充满怨恨。他针对朝廷歧视平安道、咸镜道之人，不允许这两道之人入仕的政策，在平安道一带笼络人心，纠合民众，最后利用当地发生旱灾和饥荒的机会，1812年二月在平安道嘉山发动起义，一举占据了平安道的博川邑等多个地方。当时还有人企图拥立庄献世子的儿子恩彦君的子孙即位，他们本来可能与洪景来也有联系，结果事泄被杀。平安道和咸镜道地方并不像洪景来所期望的那样一呼百应，所以洪景来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起义军在博川松林里为官兵所败，退守定州城。朝廷派中央的官军北上，包围了定州城。北部的炮手本来准备南下帮助叛军，但是途中遇到北上的官军，结果反而帮助官军进攻定州城。最后定州城被攻陷，洪景来战死，这场持续了5个月的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导致平安道政府统计的人口锐减。洪景来乱之后，平安道监司郑晚锡报告，乱前平安道户口数为302，844户，男子664，654人，乱后减为192，867户，男子402，972人。在洪景来之乱以后，民乱仍不断发生。1813年济州岛发生民乱，戕杀济州营邑的官吏。1816年平安道成川的僧人学相纠合洪景来的余党，掠夺民财。到哲宗十三年（1862）又发1우윤,동학사상의정치•사회적성격,1894년농민정쟁연구3,역사비평사,1993,p.272.3生规模较大的晋州民乱。晋州民乱是因为新赴任的庆尚道右兵使白乐莘的极度贪虐而引起的。他巧立名目，强行征收巨额税钱，中饱私囊，导致民怨沸腾，社会不安。于是在一些前职官吏主谋下，联合周围数邑，纠合民众，赶走地方官，诛杀奸吏，焚烧富民和乡吏的房子。朝廷得到消息后，立即罢免了右兵使白乐莘和晋州牧使洪秉元，选派官吏调查处理，安抚民众。结果主谋者被地方官宪所逮捕，而地方胥吏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未经审判而将13人处死，19人流配。晋州民乱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了民乱的开端。在晋州民乱发生后，民乱蔓延到三南其他地区。庆尚道的开宁、仁同、星州、密阳、咸阳、善山、尚州、居昌，全罗道的咸平、高山、扶安、金沟、顺天、长兴，忠清道的益山、怀德、连山、公州、恩津等地也发生了民乱。在忠清道益山，约三千郡民袭击了郡衙。此后在咸镜道的昌原、清安、南海，黄海道的黄州，以及济州岛等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火贼也更加猖獗。经历了三南民乱，朝鲜朝廷也认识到三政紊乱和地方官吏腐败、贪虐的严重性，着手改革弊政，安抚民众。设立了三政厘整厅，向所有官吏和儒生征求解决办法。但是后来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连三正厘整厅最后也裁撤了。1-3.天主教的流行与辛酉邪狱18世纪末朝鲜开始禁止天主教，但是在正祖时没有采取特别严酷的镇压措施，当时南人领袖蔡济恭担任领议政，南人青年多信奉天主教，所以不愿意采取太严厉的镇压政策，因此天主教势力日益扩大。1795年中国人周文谟潜入朝鲜传教。1799年蔡济恭死了，次年正祖去世，纯祖即位，朝鲜对天主教的政策也为之一变。当时英祖的继妃、大王大妃金氏垂帘听政，次年即发生了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事件。李承薰、李家焕、丁若鐘等南人才俊被处死，丁若铨、李致薰等被流配，被处死、狱死的教徒达300多名。中国神甫周文谟也从藏身处出来自首，结果被杀。当时教徒黄嗣永避身于忠清道地方的某个地方，写信给在北京的法国主教，结果在送信途中被官府查获，黄嗣永被杀。书信写在丝绸上，长达13000余字。首先叙述了朝鲜迫害天主教的原因和经过，受难者的情况，以及当时朝鲜国内的情况，最后请求法国派遣舰队到朝鲜，威胁朝鲜政府放弃镇压天主教的政策。黄嗣永帛书导致朝鲜朝野对于天主教的憎恶心更加激烈，以为天主教的背后就是外国军舰，所以也激起了朝鲜人的危机意识。此后对于天主教的迫害更加坚决和残酷。1805年开始严格搜查从中国潜入朝鲜的传教士和信徒。1831年3月朝鲜半岛从北京教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原在暹罗传教的副司教Brugiere想进入朝鲜传教，结果走到中国东北，因病而死。1836年1月Maubant神父从中国东北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一直潜入汉阳，次年Chastan神父和Imbert神父也来到汉阳，三名法国神父在朝鲜秘密传教。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在外出时就穿朝鲜丧服。在他们的努力下，朝鲜教徒又开始增加。到1838年教徒数达到9000余人，教徒中有人秘密往来于中国北京，与北京的教会相联络。鉴于教势再起，1839年（宪宗5年）春朝鲜政府再次对天主教采取镇压措施，处死了80余名教徒，这年夏末先后逮捕了三名法国神父，在汉江边处死。是为己亥邪狱。被杀的80余名教徒中，有12、13岁的孩子，也有80岁的老人，其中50人为妇女。1845年朝鲜人金大建在上海为司教M.Ferréol升为神父，成为第一个朝鲜人神父。这年9月金大建与司教Mgr.Daveluy神父一同潜入朝鲜。他们将三名法国神父被杀的消息报告了在北京的主教，于是在中国的法国舰队派出军舰三艘到朝鲜问罪。1846年法国海军提督Cecile率舰队到达江华岛的外烟岛，要求向朝鲜国王传到书函。约定次年再来，到时要收到朝鲜国王的回信。果然，第二年法国舰队2艘再至全罗道多岛海，因其中一艘触礁而中途撤回。4哲宗即位后，对于天主教的镇压渐渐松懈下来，外国传教士不断潜入。1863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达12名，1850年朝鲜有教徒11，000人，1861年发展为18，000人，1865年发展为23，000人。2.洋扰与开港2-1.大院君的锁国政策1863年哲宗死了，没有后嗣，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外戚之间暗中角力。哲宗妃的戚族安东金氏一派和翼宗（宪宗之父）妃赵大妃的戚族丰壤赵氏一派互相对立。根据惯例，指名权本来应归王妃，如果大妃尚在世，则归大妃，所以这时归王大妃赵氏。赵氏与兴宣君李昰应达成协议，指定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