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

如何认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的论断“两个必然”理论即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我觉得，资本着主义的基本矛盾“包含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占领者整个统治地位。这样越是霸权的地位，越是容易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促使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况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暴露出了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他越是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属性，，他的基本矛盾就越是暴露。相反的是，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前进，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成功。“两个必然”就是这样的规律。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一样，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两个必然”就植根于历史过程本身，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而资本形成和增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具体来说，资本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第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第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的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以经济危机为开端，后来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改变生产组织形式，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垄断和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生产的计划性日益增强。有的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权威和私有企业的策动力相互作用，既保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缺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我并不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能力尚未衰竭，但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却是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当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来缓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政策调节阶级关系，可以通过“体制改良和改善”缓解“制度危机”并获得“延缓衰老之术”，但这种“缓和”、“调节”、“延缓”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框架中进行的，仍受到“资本本身的限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在这一系列危机，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的冲击、渗透和影响，随着东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两个必然”首先在东方国家开始了其现实的历史进程。因为“两个必然”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现实地展示出来的。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影响和渗透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矛盾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冲击、影响并渗透到东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20世纪已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在各个民族或国家那里“单独进行”的境地，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在这样一个整体运动中，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俄国无产阶级把握到了“两个必然”趋势，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俄国的发展走上一条“奇特的道路”，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实际上，这种“奇特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俄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奇特的道路”背后深藏着的，就是“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规律。俄国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则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造成这一更为“奇特的道路”的，同样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其背后深藏着的，仍是“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规律。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起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型状态。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处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两个必然”在中国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两个必然”的具体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两个必然”由一种历史趋势开始转变为现实进程。然而，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外部的非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从属”或“依附”关系，即“中心—卫星”式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所处的这种贫困落后状态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来克服。更重要的是，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保持其不发达地位，不允许发展中国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取得经济发展，相反，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属”或“依附”，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它表明，“两个必然”仍然具有客观依据，依然在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是“两个必然”起作用的过程。如前所述，东方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两个必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寻求再生之路的一种自觉选择。而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寻找一条在自己的国家中战胜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从而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确，社会主义在改革过程中借鉴、吸取了资本主义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也借鉴、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如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实施“工人参与管理”、一定程度的计划化等，但由此否定“两个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处于趋同之中”，却是不能接受的。作为两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本质的不同，不可能趋同：资本主义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社会主义不可能改变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其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借鉴、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管理方法，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即社会化大生产；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借鉴、吸取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和缓解国内阶级矛盾不得不实行的某些改良。无论是“热战”、“冷战”，还是并存与竞争，抑或是相互借鉴，实际上都是“两个必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在当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前进，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由于资本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建筑在无限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矛盾之上，或者说，资本本身就是这一矛盾的生成和展开，所以，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资本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饱合”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到了它的极限。资本在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同时，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确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两个必然”的全面实现是世界性的。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两个必然”的实现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仅仅是拉开序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