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启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在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失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这些经验主要有：(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高度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改造社会，这种自觉的能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产党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才站得高、看得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四个主要时期(即苏联的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能取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各项成绩，首先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科学总结。以任何理由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反复证明，如果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或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名词，把杜撰的理论随意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都会使马克思主义受到伤害、歪曲，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教条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片面的、僵死的东西，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代以及客观实际的联系，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要坚持就必须发展，与时俱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不断创新。正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不同的时代发展特点，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二)科学把握时代变化和各国国情，立足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的乌托邦，而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现实中依据现实条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运动和实践。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往往忽略了社会主义立足于现实的本质，不是在实践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及时修正和发展已有的认识，而是用固有的观念剪裁现实、从而使社会主义陷入某种空想的误区。因此，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去认识社会主义，从各国国情出发去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首先要科学地认识世情，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能用一个世纪前的眼光去看待今天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其次，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认清各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从现实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列宁对俄国的落后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才会有十月革命这个战略选择，也才会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思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是毛泽东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出现过对本国国情判断失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后，终于能够正视自己的国情，做出了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现实基矗(三)正确认识本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是根据该国国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往往带有民族特色、具有相对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正确对待本国经验，搞惟我独革，不分时间场合、不顾各国实际强行要别国照搬自己的经验，必将给别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现实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然而教条主义却使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凝固化，不仅使这一模式本身失去自我完善的机能，也给那些照搬这一模式的国家造成严重后果。应当牢记这一深刻教训，科学地对待本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始终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新时期重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彻底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也不照搬其它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但充分注意汲取和总结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经验，实现了理论创新。在当今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典范。作为这一实践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总结，邓小平理论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具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意义。它要解决和回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它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及一系列重要理论，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社会主义运动最终的和惟一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自我陶醉或把自己的经验神圣化。这一实践过程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我们必须始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不断实现历史的具体的新统一，从而达到理论与时俱进、实践充满活力。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这个道理，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辩证法其他原理之中。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道理，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矛盾的一般法则。人类的认识总是先从认识个性开始，经过抽象，把握该类事物的共性；然后在共性的指导下，再去研究新的个性。人类认识的一般秩序是：“个性——共性——个性”或“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③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道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正像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破题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之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众多任务和内容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就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