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直播节目的传播学意义

[摘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节目样式在传播的同步性与精确性上可以与电视直播节目相比美。电视直播节目最大程度地打破了自然固有的时空序列。它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模拟。因而无论是在技术上和传播理论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电视直播节目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因而如何通过通过信息传播中信息量对于直播节目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于信息量和信息熵对电视直播节目中各要素的作用作以探求，以此对电视直播节目与其它相关节目的实践作出有益的指导。关键词]：电视直播；信息量；熵；优势人类传播史上三次革命性的飞跃都来自于媒介工具的更新，语言符号赋予了声音以意义，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使我们摆脱了愚昧和无知；电子媒介的发展使人们步入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如果说语言产生部落，文字建立了国家，那么以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将人们引领进了地球村的时代。电视直播节目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电视手段对于传播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电视直播节目在传播领域的探讨，加深我们对于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认识。电视直播节目在传播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在人类传播史上有过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这一发明，使人类终于在摆脱自然属性上迈出了一大步。在动物的世界里，低级的动物利用气味，舞蹈动作，和鸣叫等向客体与同类发出诸如求爱、危险、食物等信号。但这些都不能称之为语言。因为它们都不具有系统的完整性。只有人类第一个掌握了一种完整的符号系统。那么这个符号系统的本质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符号化的开始。人们把不同的外部世界加以符号化，并把这个系统作为公用的，相互之间沟通的工具。于是它架起了两个桥梁：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另一个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人通过了语言这个桥梁把外部世界符号化之后，可以对它进行抽象化的认识和思考。或者说，人把外部的客观世界放进了自己的语言之中，再通过它进行认识、抽象化的思考，同时通过它对自己的同类进行传播。语言的产生大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效率。同时也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然量度。人们可以把自然世界的一幕幕图景和抽象化了的概念压缩成为一个个的语音符号，进行传播和记忆。它打破了原有的真实的时空原则，使人类的思维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为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在此之后，声音的不可留存使得人类开始意识到它的局限。人们试图把这些声音永久保留下来，于是进行了一次次的尝试，在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文字这一新的符号作为传播方式。它提供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的可能。同时，它使传播的精确程度大大地提高，传播中的损耗和失误明显地减少了。“文字能保存大事或协议供以后使用，这样，人有较多的时间处理现有信息和为未来制订计划。这也必定大大加速了人在想要改变生活方式时就予以改变的能力。”到了近代，我们又发现了利用电子手段进行信息传播的可能。首先，进行语言传播的电报和电话、广播出现了，随后，同时可以进行图像传播的电视、传真、因特网也迅速成为传播中的主力军。这些传播手段尽管在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本质上来说，都在两个方向上完成了突破。一是在提高传播效率上，即在缩短传播的时空界限上，二是在传播的准确度上，即减少了传播中的失真，使得传播更加精确。那么，我们发现这三次的传播革命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一是在传播中，不断地打破着自然时空界限的束缚，使传播向效率更高，更加方便和快捷发展。在只有语言传播的时候，人们可以把时间和空间变成语言上的一个个语音符号，但这种符号本身，(或者说媒介)是没有办法过久的保留的。有了文字之后，我们可以超越空间地传播――寄给几千里以外的朋友一封信，告诉我现在很想他。也可以写下一些记录性的文字，等着几千年后的人们再来开启。二是在传播的发展史中，精确传播一直是人们对于传播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在没有语言传播的时代里，那些传播是很不准确的。当人类有了语言之后，由于符号的相对精确性，我们大体上可以从那些属于共同的语言和属于个人的言语中得出一些相对准确的含义。文字在这方面就更加有用。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常常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只是记录于口头世代相传的史诗中的东西常常不自觉地被再传播者所加工。所以我们至今也弄不清楚一些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在三百年前都做了些什么。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二千年之前中国的皇帝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在电子媒介发挥了主要作用的现在，我们所要传播的信息就更少出现偏差了。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月球表面的火山口和荒凉之后，再没有人想象那里可能有什么生物的存在了。因为电视画面在表达的精确性方面要比原有的媒介高得多。“电视的兴起，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一次革命，它以强大的传播威力，高度的逼真性和即时性等方面，形成电视时代的一种文化氛围。”电视直播是伴随着电视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传播方式。它是电视的最基本传播方式之一。即通过电波或者电缆以每秒近三十万公里的速度向受众传递现场的信息。这种传播方式的核心有两个，一是这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比起其它的任何现有传播速度都要快得多，甚至于比我们的思维速度还要快。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同步传播的手段。二是它不仅传播语言信息，同时还传播图像信息。这两种信息加在一起，可以清晰地传播一个事件。比如说一条新闻，一场球赛，一次正在进行中的电视采访。这在传播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因为它首先在打破时空界限上达到了极致。它以近光速的时间内向受众发出了信息。这个时间是不可能被突破的。在空间上，它以二维的方式向受众传播了三维的事件。同时也达到了空间上的极致。“作为时空的消灭者，即时传播是广播电视媒介的极大优势。”二是在精确程度上同样难以超越。因为同期的声音和图像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我们至少在现阶段可以认为，电视直播节目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人类传播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而时间和空间上的突破本身就是传播中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动力。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说，它具有人类传播史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它也是传播中物理效率最高，精确性最高的一种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手段具有人类传播史上历史性的意义，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传播中的重要手段而使其它的传播方式在形式上难以望其项背。在电视实践我们看到，从CNN开始的战争直播的报道，到近期出现的“真人秀”式的娱乐直播节目中，直播这种手段都对电视和人们的生活生产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电视直播节目的信息属性及评价电视直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主要被应用于新闻、体育、文艺等诸多的节目形式之中。不论哪一种节目形式，直播到观众那里之后，通过观众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发生作用，产生意义。“人首先是一种能处理信息的动物。”信息传播的一些法则对于电视直播节目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信息传播中，信息量是决定其作用和意义的一个衡量量。我们可以从信息量这个指标入手，探察一下电视直播节目在传播中的意义。传播对于接受者，或者说受传者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取决于这次传播的过程和事实能够给予受传者多少信息量。如果信息量较大，那么，将会对受传者产生较大的影响。才有可能起到传播者希望这次传播起到的作用。反之，如果信息量很小的话，那么，这次传播会被受传者的主观认识所“省略”掉，起不到多少效果。在信息理论中，信息量与传播中的熵值密切相关。四五十年代，信息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的香农和维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中为我们引入了“熵”这个在热力学中表示传导过程中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的量的概念。在信息理论中，人们用一个概率公式来表示它。换句通俗的话来说，也就是一次传播的信息量与其内容及形式的可能性成反比。也就是说，对于接受者来说，越是符合接受者预料的东西，它的信息量就越低。为什么人咬狗是新闻，而狗咬人不是？因为对于一般的接受者来说，狗咬人的概率比起人咬狗来要大得多。传播中给予人们意想不到的内容和形式越多，它的信息量也就越大。除了新闻性传播之外，其它的传播方式也都受到这个原理的左右，只不过方式不同。我们第一次看一部电影会觉得很有趣，而第二次重看却会觉得索然无味，这是因为第二次看的时候已经很少有我们不能预料的东西了。因此，第二次看时，信息量要比第一次低得多，它的不确定性很低，确定性很高，熵值很低。而在信息传播中我们业已知道，与我们已有系统中相同或可以视为相同的部分被称之为冗余。在语言传播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废话”。因此，“不确定性即人对客观事物和认识对象不能断定的程度，信息量是具有能消除、减少这种不定性的功能。当我们消除或减少了不确定性时，可以说我们获得了信息。”我们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内容和形式，被传播之后就成为冗余。它与熵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在电视直播节目中，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熵值的概念来判定它的信息量。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与我们主观中现存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评判。在一次关于香港回归的电视直播中，我们可以预料的和我们不可预料的都有哪些呢？我们从以往的报道中，知道都有哪些重要的领导人要出席，我们知道仪式的地点，我们知道可能会升旗与降旗，而且我们知道一般来说这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程序性的东西很少会出错。那么，我们不可预料的都有哪些呢？我们不知道仪式的现场具体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领导人会具体说些什么话，我们可能不知道英国领导人会有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不知道解放军会有多少人，怎样进入香港。那么，通过收看这次直播节目，我们会把这些不确定性的东西变成确定性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看这天的电视直播，而观看的是当天《新闻联播》中播出的动态新闻节目呢？总的来看，这次直播的主要信息都会在这次动态新闻节目中反映出来，可以说，二者所传达的信息内容差别不大。所提供的信息量也差不多。我们那些不确定性的猜测都会得到答案。但从绝对时间的意义上来说，直播节目可能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一条新闻可能只是用了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单从内容上而论，动态新闻所传达的信息效率要比一次直播节目高得多。因为其余的时间里，直播节目中传达的很多信息都属于受众心目中的冗余。比如我们可能在听完了中方领导讲话之后，有很长的时间要听着把它翻译成英语；我们看到升旗的几个画面就知道了这一过程，但在直播节目中，我们总得把它的全过程都看完；仪式上有些程序是我们不关心的，但我们却不可能越过它。这些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接受者来说就是冗余了，而这些冗余在动态新闻中是不会出现的。因此，单就信息内容上来说，动态新闻节目中的信息效率比起直播节目来说要高，因为它的冗余相对要少得多。那么为什么还有更多的观众关注直播节目呢？因为二者在形式上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对于直播节目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在所采用的直播形式与现实事情的发生是同步的。它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着播出。那么，从时间上来说，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一种不可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其内容上的信息量。或者说，直播节目通过接受者的心理过程中产生着“悬念”，而这种“悬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它是与信息量这个变量相关的一个重要变量。这就如同我们在游戏中经历的那样，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结果，知道了我将会输掉这一局牌，我就会觉得这个过程一点意思都没有。但在这一局没有结束之前，我的头脑中始终有着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且，只要还没输，就有可能赢，而赢的可能性越小，一旦赢了的话，它就会给我提供更大的相对信息量。因此，这个过程所提供的心理张力是相当大的。甚至于超过内容本身。所以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直播这种形式本身所带来的信息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时间的不可逆性是其发生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同样在电视直播的另一个主要阵地――体育比赛的直播中看到这种形式信息量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有两组比较可以看到它的信息传播本质。一是与先前一样，我们可以观看体育比赛的直播，也可以在直播之后收看或者收听关于比赛结果的新闻报道。在观看直播的人当中，游戏机制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比赛新闻中，哪个队赢了，以什么分值赢了，谁踢进了什么样的球，在里面都做了明确的交代。这种综述性的交代是对于我们头脑中的不确定性一次性地进行了否定。它的概率的产生也是一次性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