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中日双方领导人几乎没有提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只是说，“以史为鉴”。根据中国官方报道，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强调中日关系的非常重要性，“放眼长远，筹谋大局”。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国际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以及各自国内条件的变化，表现为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特别是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各界则对此缺乏抵制作用。当前“政冷经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走出“政冷”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中日出现“政冷经热”的原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诸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局面。1、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冷经热”的根源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日本的思路也与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启动了“重新定义”进程，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了战略压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构成了军事干预的威胁。第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日本经济在1991年后陷于长期萧条，中国则于90年代进入了经济腾飞期。同期，日本决策层借美国的“压力”突破“和平宪法”体系的动向日趋明显，其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意愿日趋强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戒备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第三，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日趋稳定和积极。而日本政界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各主要政党在强化日美同盟、修宪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维护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意识变得淡薄。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渐减弱，新一代领导层之间尚未建立起牢固关系。两国间人员交往的剧增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双方民众直接参与两国关系的程度急速增大，出现了双方政府、精英层和大众舆论三者间多元交错、复杂互动的新局面。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既非“政冷经冷”、亦非“政热经热”的“政冷经热”局面。1995、1996两年，中日关系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2、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方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适时调整了对日政策，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1998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1999年以来，中方在坚持两国间三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三个基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屡屡受到挑战。特别是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4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3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只是由于中方的冷静、理智的对应，才得以把“参拜”行为给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当前中日高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称的特殊局面。即对日政策积极稳健、频频发出友善信号的中国领导层，遇到了在对华政策最为消极、不时说出挑衅性言论的日本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对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领导层应当十分清楚。那么，小泉为何要铤而走险，执意走出这步险棋呢？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以致近来一些中国人也囫囵接受的说法是所谓“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中日复交32年来，没有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一任首相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影响能力。远的不说，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几任首相，无一人是靠参拜靖国神社而保住首相宝座，也无一人是因未去“参拜”而下台。再则，“参拜”并不一定增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反对参拜的那一部分选民的选票。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其在第一次竞选首相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处得来灵感，在2001年第二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8月15日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从小泉当政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复交32年来罕见的局面，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冻的状态。显然，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据报道，小泉坚称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二战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近年来，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3、政、官、财、学界缺乏抵制作用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主管部门——外务省的两种变化影响着其政策的连续性。其一，在日本政治从“官高政低”走向“政高官低”的总体趋势中，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其二，在外务省内部，“中国通”外交官们不断被陆续调离对华事务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做着与对华事务无关的工作。在中日“政冷经热”局面下，本应对此最感焦虑、应苦谏小泉不要破坏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日本经济界，却保持着沉默。这与日本经济界在1972年促其政府尽早恢复对华邦交、1979年促其政府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判若两者，也与美国经济界在中美关系陷于困境时挺身而出促其总统改善对华关系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经济界为何不能挺身而出，为改变“政冷”局面而努力呢？首先，日本经济界对“政冷”的危害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对改善政治关系缺乏迫切需要。其次，日本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经济界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日间的政治问题则应交由政治家来处理。然而，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已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据一些日本人士说，小泉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只有到中日间的“经热”因他的行为而降温，日本经济界群起而反对时，他才有可能被迫改变其错误做法。日本的各种脑库、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团也在对小泉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同影响。其中，政治、安全问题专家中对华强硬论者居多，而经济问题专家则大多反对把对华关系搞糟。近年来，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保守化、对华强硬化和亲台化倾向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情况也使小泉不易听到促其改进对华外交的忠言和政策建议三、“政冷经热”下的中日关系近年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出现了新局面。中方在对日政策上力求保持“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有限反应的克制态度，同时全面推动各领域的对日交流。与此相反，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着“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大搞“经援政治化”，动辄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挂钩。之所以发生如此局面，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和两国的基本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中方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因而采取了“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如今，发展经济关系在中国对日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明显提升。与此相反，1972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经分离”、“拒绝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的对华政策。而今，鉴于中日民间层次的经济关系已能较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快速发展，日本开始把政府间经济合作当作对华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另外，目前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中国把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虽在口头上也说重视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远非如此。特别是小泉内阁，在追随美国、防范中国方面走得最远。在“政冷经热”格局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在政治关系领域，出现了“中方比日方更热”的局面。中方再三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审视两国关系，回到三个基本文件的轨道上来。日方却避重就轻，在两国间政治要害问题上无动于衷。在经济领域，则开始出现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超出中方对日本依赖程度的“日方比中方更热”的趋势。小泉之所以执意“参拜”，与他估计中方无法采取令他“难以忍受的”报复举措有关。2001年8月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曾主动提出要求并匆匆对华进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惟恐当年秋季来上海出席APEC首脑会议时受到冷遇、在布什总统等人面前丢面子，因为那将是他“难以忍受的”。据说，小泉执意“参拜”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方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日经济关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方拒不接受小泉访华，也不会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逻辑恰恰成为其本人在中日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原理。迄今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访华外，其余日本人皆可访华。小泉并没有从“参拜”中得到任何好处，其弊端则是大大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年来，中方基本上采取了“政经分离”方针，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然而，根据政经互动的基本原理，“政冷经热”这一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从长远看，不是“政冷”导致“经冷”，就将是“经热”促成“政热”。在我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都曾出现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抵制日货”为口号的反日游行。90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2003年夏季国内出现的“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呈现出因特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虽然对中国政府而言“政经分离”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京沪高铁”这种大型项目的对外引资上不能不把民众的对日感情因素考虑进来。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长久持续，则势必对在华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时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近年来，面对日本对华方针的日趋强硬，中国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对日方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做出了适时、适度的回应。同时，中国一再向日方发出积极而明确的政治信号。其一，中国高度重视对日关系；其二，双方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其三，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对对方关切的事项给予重视；其四，建议共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中方一再声明，日方应以实际行为中日实现高层往来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反观日本，其领导层只是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威胁”，却没有以实际行动纠正有损于中日关系的政治行为。究其原因，这与目前日本政界对华防范心理上升和对华战略尚处于“漂流”与“贫困”状态密切相关。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参与对华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都亲身感受着“政冷”导致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另据一家法国银行对200个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80%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