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品沦的为资本工具

当代艺术品沦为资本工具798艺术区尤伦斯夫妇将于今年四月拍卖在中国经营20年的收藏叶永青的这幅《鸟》拍了25万。近日，看到天涯论坛上一篇名为《给大家欣赏一幅名画鸟售价25万元人民币》帖子的网友，都忍不住扑哧一笑。网友“心情手手”贴出这幅12月11日在北京翰海2010秋拍“油画雕塑Ⅱ：中国当代艺术”专场中以25万元落槌的油彩布面作品《鸟》，求达人解析。画布上，横竖粗细几笔随意涂抹出的一只孤零零的大鸟，身体肥胖，翅膀的位置被一条似是而非的弧线取代，没有脚，凌乱潦草的线条和黑点演变成稀疏可数的羽毛，只有头部尖尖的喙依稀分辨得出鸟的模样。“拔掉毛的鹌鹑？”围观的网友纷纷跟帖做起看图猜物的游戏来，“这是神马鸟！”、“艺术果然不是我等能欣赏的！”嘘叹之余，也有网友为这只令人啼笑皆非的鸟总结出了实用价值，“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太欢乐了，简直笑崩溃鸟。”叶永青对该画的解释为：“天真一点，稚拙一点。作品本身想体现一种荒唐感。”追溯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应该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画廊大都是从在大饭店里借一面墙开始的。“拍了25万，是叶永青的(画)吧。”2010年岁末的冬日午后，在798艺术区的高氏兄弟玻璃房画廊里，朱其喝下一口卡普奇诺，平静地对记者说，“总是会有一批资本注入到当代艺术品市场中的。”2009年《第一届北京798双年展》上，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当代美术史专业的朱其为之担任艺术总监，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他几乎经历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历史变迁。“市场一直存在，但爆发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了。”追溯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应该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据了解，最早一批买家并非西方人，而是东南亚，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他们正好完成了艺术品市场的高潮转换，即在艺术品市场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来到内地。“那一时期主要是针对一些个人的购买，通常他们只买几件，不会买很多。”而这些被买回去的艺术品也大多成为了仓库里的摆设，并没有被买主拿出来造势。此后，这种被朱其称之为“私人的零星购买”演变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画廊时代”。“大约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开始兴起，虽然此前也有画廊，但大多是做学院派和官方的。”在朱其的记忆里，中国的画廊都是从在大饭店里借一面墙开始的。“北京红门画廊，最早是在中国大饭店二楼借了一面墙来开放，上海香格纳画廊，最初也是瑞士人劳伦斯在波特曼酒店借用了一段空白的墙作‘展厅’。”直到1996年，这批画廊才陆续结束了它们的“走廊生涯”。国内的新兴阶层已经接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介入当代艺术收藏，2006年，随着股市、经济的双涨，中国当代艺术也正式进入到一个膨胀的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被贴上国际标签，始于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参加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外国画商，于是，这些画商就着手购买中国的当代艺术品。”朱其告诉记者：“外国的画廊在80年代兴起，90年代正好爆发。”于是，手里有了一些资金的外国画商纷纷来到大陆“淘金”，“一两万元人民币的作品对外国画商来说是很便宜的。”“由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当代艺术在中国不被承认，而国外的展览体系和学术界给了中国当代艺术一个身份。”自此，中国当代艺术群体在国际上被包装出来，建立了国际知名度。之后，这股由西方人吹起的风潮返回国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富阶层把资本聚集到当代艺术市场上来。“影响到国内市场是1998年以后的事了。”令朱其印象最深的就是随后一些民营美术馆、国内的画廊开始推荐国内的买家和收藏作品。其中不乏成都的上河、天津的泰达、沈阳的东宇等第一批房地产商，把售楼处改成美术馆开始做收藏。“这就意味着国内的新兴阶层已经接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介入当代艺术收藏。”2006年，随着股市、经济的双涨，中国当代艺术也正式进入到一个膨胀的时期。由于流动性资金过剩，股市、房地产、证券的资金进入艺术品市场，然而中国社会确实又存在这样一个需求，持有大量资金的中国新富阶层纷纷寄希望于购买艺术品来保值。只要高价卖掉十分之一的作品，就将成本全部回收。“但国内和国际的出价统一之后，大量的热钱进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从年市场交易额不到二百万，已经达到年成交额几十亿，炒作也就此开始。”因为曾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的关系，朱其有过与国内一些知名拍卖行合作的经历。“天价做局的事情肯定是真的。”自此，一段有关“当代艺术拍卖‘天价做局’”的幕后故事就这样在朱其平静的言语之间，被轻描淡写地提及。早在2008年，朱其就曾以一篇《当代艺术拍卖的“天价做局”，以及暴利游戏》的博文引来众人关注，至今点击量累计达到十万有余，近四百条评论。究竟艺术拍卖“天价做局”的暴利游戏是怎么玩的？朱其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假设我是一个艺术炒作人或炒作集团，首先，找某个在艺术圈有一定知名度并且市场价格在10万左右的画家，跟他签一个三年协议，他每年给我40张画，三年就是120张，每张以30万到50万左右收购。一年后就开始在拍卖会上炒作，每张30万收购的画，拍卖价标到100多万，两年后再标到500万甚至1000万。”标如此高的价格没有人买怎么办？朱其回答：“我安排自己人和一群真买家坐在一起，假装举牌竞拍制造一种‘很多人抢着买’现场气氛。”这就叫艺术拍卖会的“天价做局”。“当然，买的人也不会很多，但只要以高价卖掉十分之一的作品，就将成本全部回收。剩下的画在拍卖会上慢慢用天价游戏‘钓鱼’，卖出一张就是暴利。”在朱其看来，如此“天价做局”无非就是“从左手卖到右手的事情，许多实际上并没有成交，因为这种‘假拍’是不可能按照10%付佣金的，一千万按5%的佣金算至少要付一百万。”所以，在第一轮拍卖游戏收回成本之后，炒作人或者炒作集团就跟拍卖公司谈好一个协议，每次送拍把每张以三、五十万买来的画的价格标到一千万，如果没有买家接手，就由混在竞拍人群中的自己人举牌‘假拍’，假装这张画有人买下了，“假拍”的价格无论多高，都只付一个事先与拍卖公司秘密谈好的固定佣金。“天价做局”在艺术圈早已不是一个秘密。之所以卖不掉作品也要玩这样的做局游戏，原因之一就是广告效应，即当时付了十万元的广告费，将拍卖作品在拍卖会上露脸做广告。“因为媒体只顾着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就报出来。”朱其告诉记者：“近两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只要一听到一个拍卖的‘天价’数字，就会像宇航员上天一样跟着报道，几乎全国各大媒体都信以为真，如果要在这些媒体上登广告的话，恐怕一百万也不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钓鱼’。”朱其解释说：“拍卖会上将天价作品卖掉，其实就是一个‘钓鱼’的过程。有时候不是一次拍卖会就能‘钓鱼’成功的，往往要在一年的好几场拍卖会上才能最终钓到一条‘大鱼’。前面两次拍卖会没有将天价作品出手，到第三次拍卖会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不了解行情的新收藏家，一激动就把天价作品买走了。”这其中，所谓不了解行情的新收藏家也许是新上市公司年轻的亿万富翁，也许是一个山西煤老板的后代，也许是一个餐饮连锁企业成功的单身富豪，也许是一个富豪家族的新掌门人。用朱其的话说，“天价做局”在艺术圈早已不是一个秘密。但是，没有人去真正捅破这样的事情，而是尽情于如此一场“钓鱼”游戏中。其中的原因不乏耐人寻味，买了“天价油画”的人即使知道自己被“宰”了一刀，也并不想破这个局，因为他还想借这个局将手中的“烫山芋”扔给下一个新的买家，新“被害人”再制造下一个新新“被害人”，来替自己垫背。“这像股票市场一样，股票狂跌的受害者总是最后一轮接盘的人，拍卖市场也是这个道理。”2010年度中国艺术品市场，“亿元时代”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代名词。据了解，从香港苏富比春拍连破纪录的开门红，到中国嘉德以41.3亿拉开的秋拍序幕，再到北京保利5周年秋拍52.8亿再次开创的纪录，以及北京翰海19亿、北京匡时15.6亿的强势收槌，中国艺术品不断在拍卖会现场上演价格飞跃。“然而这些仅仅只是发布的价格。”朱其对记者坦言道：“中国的拍卖没有监管，实际上是有三个价格，一个是对媒体宣布的价格，就是拍卖公司报出的成交表上的价格，其实只是左手卖给右手的表演价格，第二个就是去税务局登记的价格，第三个价格才是私下成交的真实价格。这三个价格是不同的，但从来没有一个部门监管和核实。”在朱其看来，促使“做局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始终没能有一个机构去监管这三个价格的一致性问题。对此，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宣传部门负责人欧阳主任也对记者坦言：“作为一个拍卖行业中的自律组织，我们只对拍卖师有管理权，而不具有艺术品的行政监管职能。对于假拍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去查公司的税单。”由于前些年的流动资金太多了，就要寻找资本的出路，就这样，当代艺术品便被视为其中一个投机或者投资的领域。“总是会有一批资金转向艺术品炒作的，只不过在不停地换题目罢了。”朱其搅拌了一下眼前的咖啡，继续说道：“由于前些年的流动资金太多了，就要寻找资本的出路，比如做一个中短期的投资，一两年或者三五年预计有一个资本回收。”就这样，当代艺术品便被视为其中一个投机或者投资的领域。“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从2009年到目前为止面对通货膨胀保值的原因。”朱其补充说。据了解，针对艺术品市场的炒作主要是从2004年开始。“当时主要炒国画，包括当代国画和古代国画。”朱其告诉记者。但不幸的是，当代国画在持续了一年半之后遭遇了暴跌，当时正好在南京一家拍卖公司里的朱其，听到朋友如是抱怨：“今天暴跌了，手里的一大批东西全都卖不出去了。”在这之后，古画市场也没法做了。因为差不多70%都是假画，所以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当代艺术。直到2009年，不管是投资的还是投机的富商们，手里都积压了一批东西。包括瓷器、玉器等在内的古代艺术品又成为了这场资本游戏中的主角。于是，艺术品投资者纷纷带着内心的焦虑出席参加各种收藏家会议。2010年一位长沙的收藏家举办了一场艺术节，其中有八个收藏家把自己前两年买的东西拿出来做集体展览。“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一位收藏家会把自己买了不到两年的东西拿出来展的，之所以如此，实际上是为了卖出去，名义上是艺术节，实际是在搞展销会。”朱其说。所以，西方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和他的市场价格是统一的，价格上去就下不来，因为在这背后是有这三个体系支撑的。在西方，艺术品市场主要以收藏为主。他们拥有大量的艺术基金会，还有许多专业的收藏家，买进一样作品之后几十年都不会卖出去。因为市场的稳定性是要靠收藏来决定的，而买进来的作品十年、二十年不会被卖出去才叫收藏。但如此的收藏行为并不代表不发挥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捐赠免税和折抵成本的工具，以此来实现艺术品的经济功能。这样，可被视为资产抵押和贷款抵押的艺术品自身也便具有了经济价值。“但艺术品在中国，没有捐赠免税和资产抵押的功能，唯一能实现的就是从拍卖行卖出去，就像股票市场一样。”据了解，西方艺术家的好作品，诸如代表作或者是主体作品，大部分会存放在艺术基金会，其次是收藏于各种各样的美术馆或者艺术家纪念馆中，而不会拿到市场上，因此，资本体系的建立，使得收藏家买了东西不会拿出来乱炒，没有作品在市面上流通，混乱的炒作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另外，经过200年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的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顶尖美术馆为首的艺术评估体系，艺术大师纷纷在各大美术馆做个展和回顾展。由于在顶尖美术馆做展览的门槛很严格，定位评价也就非常准确。如此以来，就给整个艺术市场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美术馆是影响和引导社会的鉴赏力，但我们的美术馆没有权威性。”朱其颇为感触地说：“我去过一些英国中产阶级收藏家的家里，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收藏品的摆放和国家美术馆作品的展览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是这个艺术家的代表作，而放在收藏家屋子里的都是这个艺术家的小作品。”与此同时，艺术教科书也在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很高的地位。“那远远不只是一本教科书，而是整个艺术评价体系。”朱其说，“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都是有问题的，由于评价体系受到政治的干扰，有些不该进来的作品被编入课本，甚至美协官员的作品全被写入了美术史。教科书和艺术史著作本身也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