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及发展战略研究-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美关系及发展战略研究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实力不断增强，融入到国际舞台。同时中美建交40年，中美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本文回顾了中美建交40年的历程及美国对华态度，根据中美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原因，最后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出发，提出中美关系的发展战略，在保证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关键词：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存在问题发展战略利益冲突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TheRelationshipandtheDevelopmentStrategy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Abstract:WithChina'seconomicgrowth,increasedtheirstrength.Chinaisincreasinglyintegratedintotheinternationalarena.ChinaandtheUnitedStatesestablisheddiplomaticrelations40year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countriesischanging.Thispaperreviewsthecourseofthe40thanniversaryoftheestablishmentofdiplomaticrelations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theU.S.attitudeonChina.ProblemsinChinaandtheUnitedStates,analysisoftheproblemthereason,thelastdeparturefromthelong-termandglobalperspectivetoputforwardthestrategyofdevelopmentofrelations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underthepremiseofensuringthefundamentalinterestsoftheStatetoprovidebetterdevelopmentspaceforChina'sdevelopment.Keywords:ChinaandtheUnitedStates;historyofthedevelopment;problems;developmentstrategies;conflictofinterest.中美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反复曲折，但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日益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是推动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基础；不断增多的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共赢的愿望成为维系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中美综合国力的消长使两国力量结构渐趋平衡，为双方平等对话、发展关系创造了条件。一、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在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23年中，中美两国几乎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自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关系进入“不惑之年”的40年，经历了中国四代领导集体和美国八位总统，以及国际环境从冷战向冷战后发展的深刻变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对国际战略和共同安全威胁认识的契合，成为双方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础。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虽然中美因巨大的战略利益超越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而缓解了各面临的安全威胁，但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摩擦却未随之消失。美国国会于1979年3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国内法的形式干涉中国内政。1982年8月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妥善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在那段时期，尽管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依然尖锐，两国关系还是保持了以战略合作为主、解决问题和摩擦为辅的局面[1]。苏联解体后，共同安全威胁的消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在寻找新的合作基础的过程中，两国关系中困难和矛盾增多。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中美实现1997-1998年首脑互访，提出“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风波”和“1996年台海对峙”等事件先后冲击中美关系。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又现波澜。小布什竞选时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入主白宫后又发生美国对台军售和“撞机事件”，中美关系降至新低。“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再现峰回路转。美国对华政策从保守转为现实，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中美关系成为美国的外交重点。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第一年的访华有助于“巩固和提升”中美关系，但第二年初美国对华姿态就出现“大变脸”，在谷歌风波、对台军售、达赖访美、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以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等问题上，不尊重中国国家利益。两国关系从高开高走到急转直下，由“暖转冷”，大起大落。中美之间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全方位摩擦和竞争，两国关系陷入了多年来少有的博弈状态。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又使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合作交流有新发展[2]。二、中美之间存在问题中美作为世界两个大国，尽管都一再申明要发展双边关系，但从美国方面来看，遏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实力始终在美国的掌控之内，是美国的既定国策。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屏障。美国认为，让台湾独立获得的利益远没有保持中美关系获得的利益多。因此，保持现状，既可保持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又可保持与中国的关系，使台湾问题始终成为牵制中国的一个“病根”。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就在中国周围构筑包围圈，企图扼杀新中国。这个包围圈北起朝鲜半岛，向南经台湾、中南半岛到印度，形成一个“C”型。这个包围圈不同时期包含不同的国家，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最近插手南海争端、在中国周边频繁军演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这个包围圈主要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美国现在还利用有些邻国对中国发展的担心积极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包围圈，美国在地缘上围堵中国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二）人权问题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是美国对华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政府、人权组织、人权人士，经常通过人权报告、人权提案、人权言论等各种形式指责中国存在这样那样的人权问题，借机对我党和政府、社会制度进行攻击，以达到丑化中国形象、破坏中国定、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其实，人权问题比较复杂，它既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也有许多特殊的东西，不能一盖而论，更不能双重标准，以人权卫士自居。说穿了，美国关心中国人权是假，推行其霸权主义是真。美国之所以百般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因为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推行霸权主义的政治需要，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愿意看到一个主张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3]。（三）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把自认为美国最成功、最骄傲的自由市场经济、金融创新、超前消费促发展等推向世界，结果，不但给各国带来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同时为了转嫁危机，美国不惜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实行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美元贬值，致使我国的美元储备和美元债权蒙受巨大损失，也给其他许多国家造成损失，并带来全球性通货膨胀等新的问题。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当然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和反对。美国为掩人耳目，转移视线，为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反而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压制人民币升值，其目的就是要损害中国政府和人民币的形象，保持美元的霸主地位。[7]（四）中国威胁论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一旦有了活力，获得发展，美国认为那将是自己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制造中国威胁论以孤立中国，就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称“中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的唯一国家，而且它是一种共产主义制度正在满足其人民的经济愿望的第一个实例”。此后，一系列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先后在美国各大主流报刊出现，煽动美国和亚洲国家。“中国威胁论”自此成为时髦的话题，同时演绎出诸如“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等。其实，中国威胁论已泛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五)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将对中国带来十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未来几年处于战略收缩期，有利于中国继续拓展和夯实日益增大的国际空间；中国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对象或矛盾焦点，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美中合作空间与动力依然强劲。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因此面临两重压力：一是美国战略从反恐为中心明确转向反恐与应对大国挑战、全球性问题并重，客观上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不降反升；二是美国反恐的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国西部边陲，直接冲击中国周边安全、增大内外安全因素互动的概率，深度影响中国西部地缘战略环境和总体发展战略。（六）经贸、西藏、人权问题串连经贸、西藏、人权问题串连之势不容忽视。民主党惯于使用这三张牌。此次民主党全面占据白宫与国会山，传统的人权、经贸、西藏议题升温趋势可能性增大。而将人权与经贸、西藏问题串联起来的苗头已然显现。在经贸问题上，目前两国经济的大环境都不好，奥巴马要忙于救市、刺激就业、改善民生，中国政府也正忙于学生就业、民工返乡、刺激经济、保持增长、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难题，各自关注重点的内倾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影响双边贸易，并一定程度限制彼此的政策弹性。民主党代表美国蓝领阶层、弱势群体、制造业、高科技、劳联)产联等阶层利益，这些都是对华贸易的受伤者或利益未得到完全保护者，他们对保尔森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未能实质性施压中国感到失望，对布什政府片面代表大金融、大跨国垄断资本家利益表示不满。因此必然给奥巴马施加更多压力。[8]西藏问题目前热度未减，民主党对西藏问题的热情更是始终如一。国务院首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职位就是克林顿时期设立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达赖的支持有目共睹，奥巴马多位亚洲政策顾问同达赖私交甚好。这些都为西藏问题之发酵埋下诱因。台湾问题的风险性虽有所下降，但主要于两岸关系的迅猛发展，而不在于美台关系的降温。实际上，对台军售问题、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问题、打压大陆放松对台军事压力问题等等，依然如故[9]。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一西一东、一北一南，遥相呼应，一旦应对不当或中美之间缺乏深度沟通，对两国关系的破坏性不容低估。在人权问题上，意识形态问题看似趋于淡化，实则还在升温，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目前更多集中在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的软性较量上。奥巴马试图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形象，必然想方设法首先捍卫招致非议的美国制度、模式、道路，越是内忧外困，越要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理念不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新政府在人权、民主等领域不会放松，只会因时因势灵巧调整而已。另外，知识产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气候问题、防核扩散问题、朝鲜半岛局势问题、国债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等等，都是美国找中国的茬，给中国施加压力。三、中美问题产生原因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一直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反共主义”始终贯穿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它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线。美国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里，始终推行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和按美国理想改造中国的愿望，是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10]。尽管多年来在美国国内，理想主义的保守思潮和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思潮在对华政策上时有争论，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把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当成价值，都关注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民主等问题，赞成对中国推行“民主外交”，希望看到中国“和平演变”和全盘接受西方制度。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奥巴马政府非但没有放弃对中国在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施压，还积极推动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和人权民主标准在中国传播。[11]在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两国经济与战略对话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