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文史皆长”的著作，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走进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的女性形象，真实展现了她们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纵观中国文学史，首先将女性纳入描写范围的是原始神话，而真正开始女性描写先河的是《诗经》。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除少数篇章如《载驰》、《生民》外，女性形象大都集中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之中。而《左传》塑造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作为、有事迹、有姓氏者近两百人之多，这些女性很大程度上不局限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而走进了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到国家事物之中。“史书不同于小说的可以自由地塑造人物，也不同于纪传体的集中描写人物，而人物自己的语言、动作、行为显示他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历史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①《左传》描写的参与国家事务的众多女性，不仅因为她们的确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更因为她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一时期，女性能够走进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1、特定的历史环境《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主要集中在春秋中后期，也有春秋前期和战国初年的个别史料。这一时期，礼教的条条框框制约着人们，尤其是女性的思想行为，《左传》也记载了一些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三从”、“一女不侍二夫”的言论以及妻妾为人牲的遗俗。但此时封建制度尚未形成，女性虽已受到礼教的约束，但并未完全禁锢，女性的社会地位仍能得到尊重与认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博士及诸儒与白虎辩论五经异同，论及亲族制度时，曾提出对三代尤其周代“兴礼母族妻党”的母系制度的看法。“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党，废礼母族父之族。”注曰：“二代之际，民有厚于母族而尊父族者。”②“这里‘兴礼母族妻党，废礼母族父之族’之制，显然的，正是母系氏族社会从母方认定亲族的母系世袭制。而且，周王朝既是‘承二代之弊’，则夏殷两代也应是较周王朝色彩尤为浓重的母系姓族。”③可见直至周代，虽然已经进入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仍保留了大量的母系色彩浓重的原始社会遗风。这从现存殷、周民族起源的神话可以窥见一斑。殷人追溯本民族历史，将源头追溯到女性始祖简狄：“天命玄鸟，降而生离，宅殷土芒芒。”（《商颂玄鸟》）周人也如此：“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大雅生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鲁颂閟宫》）这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的肯定，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这种观念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反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易经》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出发，认为天地阴阳男女的对等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关系构成自然、人生和谐的整体，把夫妻家庭摆到了社会政治的基础位置。在这种和谐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处于一个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2、政治联姻在周代，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各国诸侯相互间，天子及诸侯和卿、大夫间，异性的多互通婚姻的实质是政治联姻，旨在和睦亲族，并借以敦睦邦交，巩固政权。至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诸侯国逐渐成为独立政权，一方面打大国摆脱周天子的束缚与制约，急于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效果失去天子的荫护，忙于自保，政治联姻成为各诸侯国最常用、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桓公因为夫人文姜与其兄弟襄公私通，被害于齐国。桓公之子庄公虽“不称姜氏，绝不为亲。”④断绝母子之义，但因齐大己小，故虽前有丧父之痛、失母之耻，仍娶齐国之女哀姜。在这种年政治联姻中，女性地位当然能够得到尊重与认可。3、自身因素《左传》中的女性绝大多数为贵族妇女，良好的出身使她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生活环境使她们日常就接触到了政治权力斗争。这些都使她们有可能有超乎一般女子的见识和作为。同时，自身独有的身份与地位使她们能够介入政治生活，甚至走进权力中心。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遂之，出居于魏”④。由此可以想见其权势之大。作为诸侯之母、夫人，她们虽然不是国家的主宰者，当然不能统治国家，但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并没有能够阻止她们参与国家事务。在这里，她们并没有被强调“无违夫子”，也并非荀子所说那样，作为人妻“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自竦也”⑤她们可以借助独特的身份去参政和议政，参与国家事务。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左传》中的女性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但历史环境，从而与政治、权利发生密切的联系。所以，这里不从传统道德而从女性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其形象特点。1、多具有杰出的政治才干这是《左传》塑造的女性形象最为突出的特点。《左传》中描写的妇女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贵族，当她们以自身独有的地位与身份介入政治生活时，便以其各自的性格品质，呈现出各自特有的精神面貌。[6]楚武王夫人邓曼是一位能详推天道、利贞之义的优秀女性。《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楚大夫屈瑕将攻罗国，斗伯比观其骄而知其必败，请求武王“济师”（增援军队）。武王拒绝了，回宫后将此事告诉了夫人邓曼。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国。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⑥邓曼并未亲临军前，却能知莫敖之因前役之胜而骄矜；由斗伯比“济师”二字而知其本意非为增兵，而是请楚王安政固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曼对朝廷大臣的了解，更深一层明了她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及其识人之明。同时，解释斗伯比之言，也正是阐述她自己的政治观点：政为军本，政治稳定是军事胜利的根本之所在。并且还对如何固本安民做了具体表述：以诚信安抚百姓；以恩威并施驾驭群臣。经历代君王治世之实践，无不证明邓曼见解的正确与高明。庄公四年春，楚武王将讨伐随国，行前感到心神不宁，告之于邓曼。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⑥她从物满而亏、物盈而荡的自然之理，推断出楚武王福禄已尽，并预言此次出征，如果仅仅是武王卒于军中，而军队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就是万幸了。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她的预言：武王死在途中，幸令尹斗祁与莫敖屈重机警，秘不发丧，以楚王的名义入随并与之订盟，功成而返，直到军队渡过了汉水才公布丧事。《左传》中这两段对邓曼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邓曼的睿智与精于易理，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家的真知灼见和敏锐目光的女性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两段中楚王两次“入告”邓曼的细节描写，透露了楚武王对邓曼的尊重和对其意见的重视，从而进一步说明邓曼的聪明与能干，表现出她的不让须眉的政治才华。同时，邓曼明知楚武王伐随将尽禄而亡，却没有阻止，只能“叹曰”，说明她洞窥天道循环、盛衰易替之理，明白以个体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历史前行的车辙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远见卓识而顺应时命的预言家的形象。这类人物的代表另有僖负羁之妻、卫定姜等。僖负羁之妻，是一位能深刻犀利地分析形势和对事态发展高瞻远瞩的贵族妇女典型。当其得知晋公子重耳落难到曹国，曹共公乘重耳洗澡时窥其“骈胁”一事后，对丈夫说，晋公子有一批足以辅助他治国平天下的随从，将来必能回国登位，也必会在诸侯中得志，而得志之后必定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将首当其冲，劝丈夫趁早向重耳示好，以免将来之祸。五年后（僖公二十八年春），晋文公果真攻打无礼的曹国，拘留了曹共公，却命人不得进入僖负羁之宅，同时还赦免了他的族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惠。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卫定姜，乃卫定公夫人。春秋时代，周王室衰落，诸侯竞起争霸，弱肉强食。卫国国力弱小，处于齐晋等大国之间，需保持高度的警觉。卫定姜正是如此，所以当晋国将卫定公厌恶的孙林父送回来而卫定公拒见时，她劝告定公去见他，以免给晋国以讨伐的借口，引来灭国之祸。表现了她能权衡利弊、顾全大局的政治家气度。不仅如此，当郑国的皇耳率兵包围卫国，孙林父占卜出卫国出战将丧失英雄，一时做不了决定，而将繇辞给卫定姜看时，卫定姜说：“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⑥后来卫国出兵，果然俘获了皇耳。其实从繇辞来看，明明是不利于卫国的，但卫定姜心里很清楚，兵临城下，不战必亡，战则还有一线生机，体现了卫定姜身上所具有的果敢的政治家气质。同时，她曲解繇辞，安定军心，鼓舞士气，也说明她深知军心士气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2、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女性形象春秋时代出现了一批深明大义、知书识礼的贤妇。赵姬，晋文公之女，赵衰之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⑥当年赵衰随晋文公流亡于狄，与文公同时娶了隗氏姐妹。现在狄人将文公夫人送了回来，赵姬想到了叔隗，请求赵衰迎回叔隗及其子赵盾，赵衰却推辞了。《左传》善于用曲笔，意思常常十分隐晦，虽并未点出赵衰拒绝接回前妻与长子的原因，但结合赵姬的身份来看，其意不言自明。赵姬是文公之女，赵衰之新宠，赵衰正是怕文公不受用，也怕赵姬此言并非出于真心或者仅是旁敲侧击之反语，所以推辞。而赵姬接下来的言行使赵衰的顾虑显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不仅让赵衰接回叔隗母子，还认为赵盾有才，请立之为嫡，自己的三个儿子反居其下，并让出正妻之位，甘居叔隗之下。这些言行充分表现出赵姬的雍容大度。她对赵盾的赏识，展现其慧眼识才的“伯乐”之能；不仅请求接回赵盾，并主动让出嫡嗣之位，这份容人之量，为须眉难及，与那些为夺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妇来说更有天壤之别。正是她的宽容大度、唯才是举，为晋国觅得了一位难得的贤相，为晋国霸主地位的巩固做了间接的重要的贡献。秦穆夫人，晋献公与庶母齐姜所生之女，秦穆公之夫人。经骊姬之乱、晋大夫里克杀奚齐后，晋惠公（夷吾）自秦归国，秦穆夫人托付他将申生（秦穆夫人之同母弟，晋之先太子）之孀妻贾君送回晋国，并请他也将晋国的其他公子接回去。不料晋惠公竟与贾君私通，又不接回众公子，辜负秦穆夫人之嘱托。秦穆夫人因而怨之。僖公十五年，因晋惠公之背恩失信，浅析《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蕴秦攻晋，发生韩原大战。晋国溃败，惠公被俘。秦穆夫人听说晋侯将被解进秦都，于是领太子罃、次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踩着事先铺好的柴草准备自焚；同时派使者着丧服去迎秦穆公，告诉他若不放归晋君，她将以死相抗。秦穆夫人与晋惠公本有私怨，但真正到了危亡关头，却弃私怨、赴国难，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左传》塑造了一位“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光辉的女性人物形象。相较于晋惠公兵败被俘后不仅不自我反省，反而归咎于秦穆夫人（当初晋献公为秦穆夫人之嫁秦而筮，卦辞说将不利于晋军，会是秦胜晋败的局面），更显秦穆夫人公而忘私、深明大义的高贵品格。此类人物还有不受齐庄公郊吊的杞梁殖之妻、设计使晋文公脱离温柔乡而力争霸业的齐姜等。3、多具有鲜明的宗国观念在古人的心中，“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类”④。“类”，即早期的氏族，后来的宗祖、宗国。春秋时期，周王朝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异性诸侯国各自为政，这种宗国意识更为突出。《秦风无衣》中，“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国士兵热爱的是秦国。女性也不例外，“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授于大国也”⑦她们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联姻的实质，认识到在这种联姻中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保护宗国的利益。僖公四年，晋国发生内乱，太子申生自缢，诸公子逃往在外。直至僖公二十四年，公子重耳被迎立回国，这场历经20年的动乱才告结束。晋国由乱到治，秦穆公之夫人秦穆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她虽已嫁作秦人妇，但身为晋国之女，对晋国的命运和前途十分关心。僖公十五年，“晋侯之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