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圣人、君子和忠仆

《白鹿原》中的圣人、君子和忠仆《白鹿原》的创作上承“寻根”热余响，下应“儒学热”潮流。与寻根文学一样，《白鹿原》“把作家个人的‘返回’同普遍的文学走势联系起来，这一走势即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和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和人’的范畴；把作家个人探索同一个共同的语境联系起来，这个大语境就是文化；把文学超越政治后出现的离散化状态同一种前景性的文学去向联系起来，这就是现代意识与传统的融合。”1《白鹿原》所描摹的便是作者虚构的以儒家传统为主的宗法社会缩影——白鹿原。“寻根”即意味着对现存现实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对传统的回归，就像西方批评家所言：“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2。作者逃向的是回忆中寄托着理想和激情的往昔。《白鹿原》以开始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充满了传统神秘色彩、封闭而又古朴的乡村。这里自然与人、人与神明、人与人以传承了数千年的模式繁衍生息。人们在这古老的耕种文明中一代代的行走着，这是一个类似桃花源一样的与世无争的社会。但是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还是破坏了这里一成不变的生活，现代文明以粗暴的形式猛然出现在这些懵懂无知的人面前。面对历史的进步和现代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作者投向儒家文化需求答案。作者将自然、生命和传统相结合，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正统，以儒家圣人之眼批判地讲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间几十年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儒家传统的推崇，但面对历史的进步，作者也看到了历史发展与传统道德之间的悖论和尴尬。所以在推崇之余，作者也不无痛心和失望的发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发展的不适应。所寻文化之根——传统儒学，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在《白鹿原》中，预设与实际作品人物性格发展之中显现出人物身上的悖论，以及作者面对传统遗失的无奈。圣人：朱先生饱读诗书，生活淡泊简朴，弃绝世禄功名，一心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在《白鹿原》中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像圣人一样参透“宇宙大化”，实践着天地良心、“学为好人”的原则。他虽然一生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每逢遇到事关黎民疾苦和人生大义的时候他总是会挺身而出。查禁大烟、劝退进兵、赈济灾民、立乡约教化民众、修整县志，即使是在国共两党争斗期间他也能参悟其中的政治较量而为白嘉轩指点迷津使他明哲自保。作者从一些民间传说中表现出他的料事如神，从他夜观星象来表现他学识渊博，从他穿着起居来表现他克己复礼，从他投笔从戎表现他民族气节，总之这是一个圣人。但是朱先生也会打卦占卜，设计一座六棱塔来镇压小娥的亡灵，根据国旗而预言以后的江山属于“朱、毛”，预知到自己的死期而提前做好准备，甚至朱先生死后几十年红卫兵掘开朱先生的坟墓发现朱先生的留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圣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朱先生一生作为俨然不属人类。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作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虽从一些反面描写朱先生之神机妙算，即选择了口头流传，口头流传自然有夸大之处，但也不可避免的使朱先生的角色显得不像常人，正是非神即妖。正表现出儒家传统中的圣贤人格在现实中不切实际。“君子”：白嘉轩可以说是受朱先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秉承朱先生教他的做人法则----“学为好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请教朱先生，虽不能达到朱先生的圣人境界，但也算是朱先生人格理想在现实中最完美的落实。《白鹿原》以白嘉轩的一生为主线，时时突出白嘉轩的正气和骨气，以及以身作则。但是，正像表现朱先生时有失真切而近妖，作者在表现白嘉轩时也不免流于鲁迅对《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白鹿原》开篇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不是说白嘉轩一生中在娶妻之余还娶了六房妾室，而是前面的六房女人都在新婚不久便离奇地死去，直到第七任妻子吴仙草存活了下来，为他们白家延续香火。对于这种类似于迷信说法中的“克妻”，他还是继续娶了亡、亡了再续弦的人生经历，即一生中娶了七房女人感到骄傲，这与他一贯遵守的仁义礼信不符，表现出他对生命的不尊敬和对女人地位和功能的错误认识。以此为豪，正表现出他的伪善。之后便是白嘉轩灰色的发家史。他先是在鹿家的地里发现了状似白鹿的仙草，之后便使计将鹿家的地换来，为了扭转家丁不旺的白家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在这块宝地上种植鸦片，白家从此发家。白嘉轩种植鸦片最坏的影响，便是使村民们也看到种植鸦片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并开始纷纷效仿。结果就是书中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五年间，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了罂粟的王国。滋水县令连续三任禁种罂粟，但罂粟的种植和繁衍仍在继续。”虽然后来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将川原上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部犁毁，但书中也补充了之后事态的发展：后来的滋水县令没有继续聘任朱先生禁烟，而是把这个肥缺让给了别人，从此罂粟再没有被禁绝。书中写到，好多年后，中国最知名的美国冒险家斯诺先生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发出感慨：“几年前西北发生大灾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植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鸦片的危害，在清朝时期就已经让全中国人民领教到并令全国百姓对他深恶痛绝。朱先生作为圣人、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清楚了解鸦片的危害，所以才自愿出山帮政府铲除鸦片。而作为一个农村地主家的、受过教育的，并深深敬畏儒家文化代表朱先生的一个中国人，他能够不了解鸦片曾经扮演的角色吗？可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他还是千辛万苦地引种了鸦片，虽然在朱先生强硬地铲除鸦片时，他在后期做了助手，那也是官员、公差和姐夫代表的道义逼迫下做出的行为。白嘉轩的这种行为不足以证明他的仁义，也不足以弥补他所犯下过失。白嘉轩自信一生实践着朱先生题给他的字：“学为好人”，并且以圣人言行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作为白鹿原的族长，他运用族长的权利将圣人言行推为全族的行为规范，要求全村人奉行，便显得有点强人所难了。而且在他的族规里还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贵贱和男女有别。无怪乎当他挺着直直的腰，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街巷里坦胸露怀喂奶的女人都吓得跑回街门里头去了，这说明村民们怕他，也说明村民们并没有按他要求的规范自己。尤其是当黑娃和小娥为了追求正常生活回到白鹿原，白嘉轩却因为两人破坏德行，不但不让他们拜祭祠堂，而且最终使他们无法在村子里立足，只好在村边的破窑里生活。后来小娥与鹿子霖偷情被村民狗蛋抓获，鹿子霖嫁祸于狗蛋。在白嘉轩向小娥和狗蛋实施酷刑的时候，狗蛋说出真凶是鹿子霖，白嘉轩却不去追究真相，反而以狗蛋反咬一口为由更加严厉的对狗蛋施刑，致使狗蛋的死亡。从书中对鹿子霖的描写可以看出鹿子霖风流成性全村人皆知，如果真的是狗蛋和小娥偷情破坏族规成立，那鹿子霖起码该被施刑千次、万次，但是事实是鹿子霖人作为族中长老对破坏族规的人进行惩罚。况且狗蛋说出真凶是鹿子霖，白嘉轩起码应该进行调查。但是在白嘉轩的心里有尊卑贵贱之分，他有心偏袒上层人物，给鹿子霖“留面子”，不经调查地称狗蛋是污蔑，这不能算是圣人言行，而是深谙世故的人所做。最能显示出白嘉轩顽固和刚愎自用的是小娥死后引起瘟疫时期。田小娥之死白嘉轩也有责任，所以小娥在死后鬼魂附着在鹿三身上与白嘉轩纠缠。从小娥死后鬼魂的行为来看，小娥并不恨杀死她的鹿三，她只是附着在鹿三身上以鹿三为传话筒。小娥真正不服和怨恨的是白嘉轩，所以她才屡屡地用鹿三的身体为要挟迫使白嘉轩与她谈判，并且用全村人的性命迫使白嘉轩为她正名：为她建庙、迎她入祠堂。面对鹿三一天天呆滞、全村乃至全原的人一批批的死去、全村人和邻村的人跪在他面前求他委曲求全，他仍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固执的坚持己见。也许这是“杀身取义”，但这里白嘉轩杀的是别人的生，取的是自己的义。最后白嘉轩竟然在小娥葬身的窑洞上筑起宝塔，意使小娥永世不得超生，面对一个死去的生命，一个死亡还与自己有关系的生命，如此狠毒的作法又是君子所为吗？瘟疫祛除之后，虽然书中述说全原的人都明白了白嘉轩族长的用心良苦，不再追究，但如果白嘉轩早点做出一点缓和的措施，好多人就会避免自己亲人的死亡，难道为了保全族长的“为身之道”死几个亲人也是可以不予介意的吗？难道全原的人都“深明大义”，就没有一个怨恨白嘉轩的吗？在全书的结尾处，当稼轩看见下场凄凉并且发疯的鹿子霖在挖食野菜时想起自己当年以卖地的形式巧取鹿家宝地的事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首先，明明知道娶妻后不久妻子会离奇死亡，他还是连续娶了七个，致使六个少女殒命；为发家种植鸦片，致使全村人跟风，后来致使西北大饥荒害死千百万人性命；固执己见，致使瘟疫害死相邻上百人；间接害死田小娥，并且建筑宝塔使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这些与害鹿子霖晚年凄凉相比又算的了什么？忠仆：《白鹿原》中，鹿三是个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质朴善良，然而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雇农。他一生尊敬白嘉轩，忠心的在白家熬活，他是受白嘉轩不少影响的人，也是在白嘉轩“仁义善行”无法彻底实施时替他实行的手足。民国时期，政府征粮，白嘉轩起事组织“交弄”，派鹿三去送信，结果他这个起事的领事被政府官员缠住脱不开身，鹿三代表了白嘉轩做了起事的领头人。书上说：“鹿三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嘉轩了”，此时的鹿三只是白嘉轩的影子，如果没有白嘉轩的主意，恐怕鹿三只会硬着头皮交粮纳税，不会干出这等伟业来。结果便是白嘉轩毫发未伤，鹿三却锒铛入狱。还有便是鹿三杀死小娥一事。鹿三的儿子黑娃与田小娥败坏了风俗，结果虽然白嘉轩碍于亲疏关系，只是不允许黑娃和小娥进祠堂。鹿三则在一怒之下与黑娃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成为陌路人。当白嘉轩惩罚小娥和狗蛋的奸情时，书中并为写鹿三有多大反应。直到鹿三看到因为小娥的关系而使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堕落成叫花子时，鹿三才意识到小娥这个“祸水”留不得，于是就秘密地杀死了小娥，田小娥临死还在称呼鹿三“大”。杀死田小娥之后，鹿三便时时地梦见和幻觉中听到田小娥叫自己“大”，这说明鹿三对杀死小娥一事心中是受到良心谴责的。白嘉轩本来对白孝文报以厚望，一心想培养他成为未来的族长，撑起白家的门面，但是却因为田小娥的引诱而自甘堕落，白嘉轩自然对田小娥恨之入骨，但是作为受人瞩目的族长，他却只能表现出“大度”来。鹿三深知白嘉轩的苦楚，于是田小娥可以害自己的儿子、可以和村子里其他的男人偷情，但等到田小娥“祸害”到主人的头上时，鹿三便奋起将她铲除，这样既为白嘉轩消除了心头恨又保全了白嘉轩。为此鹿三承受了后半辈子的愧疚和小娥鬼魂的折磨。从《白鹿原》中可以看出作者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从而塑造了关中大儒朱先生和德高望重的白嘉轩。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并且以此来劝解他人。作者一次次向世人证明鸡鸣狗盗之徒终究不会得到好下场，唯有归于儒家传统正道才是人格的实现。然而朱先生自从禁鸦片一事成功以后，凭一己之舌劝退进兵多少有点巧玲雌黄之嫌，到后来朱先生与七名先生联名奔赴战场失败，都在说明朱先生和他的治世大道正在逐渐脱离社会发展而破产。白嘉轩从组织全村人对抗白狼，到后来面对国共战争和新中国成立，越来越多地是他对世事的无奈和不理解。而黑娃身份的起起起落落到最后从官位上被枪杀，也说明儒家文化不能拯救他。书中的白鹿两家之争，虽然在赞扬白嘉轩一生正直，保持着古代圣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操守，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参与革命，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地位；鹿子霖却因醉心于政治，结果晚景凄凉。但毕竟鹿子霖是参与了社会的风云变化，而白嘉轩只是持守着传统，对于历史和世界乃至全村的发展，他都无能为力。作者想彰显儒家文化的伟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新思想的引进，儒家文化已经越来越不能解释和影响社会的发展，儒者之道也不能够匡正历史大道。为了显示儒家文化的伟大作用，作者不免夸大了朱先生的神人形象，而使他显得“近妖”；为了显示白嘉轩的仁义，作者所写的一系列事件反面却显示了白嘉轩的“伪”。所寻之根毕竟只是历史的过去，过去只能属于过去，毕竟滞后于现代，仅仅沉迷于古老的传统中，大约很难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参考书目：1王又平.新时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