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

2011年　第3期No.3　201151511.引言2005年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五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在最受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中，金庸有两次排名第一（2005，2008），两次名列第二（1999，2001），一次名列第三（2003）。远远高于传统的四大名著的作者。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电影、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电脑游戏等，不计其数。世纪之交，《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的部分章节也正式进入中小学教材，成为语文教学的典范。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围绕金庸作品的感想、书评等也陆续出现，于是就有了“金学”（Jinology）一词。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就出版了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其中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1987）当属最早的金学研究专著。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网络金学研究至今仍绵延不绝，并有向海外蔓延的趋势。1993年海外第一个金学研究网络alt.chinese.text（ACT）在美国诞生，经久不衰。1998年金庸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云南、美国科罗拉多和台湾召开，国内外学者对金庸作品的理解及阐释，深刻而独特，称其为“内涵挖掘不尽的神奇之作”（金庸，1998：1）。“金学”正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因此，如果从流行性和典范性两个标准看，金庸的小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理当受到翻译界的高度重视，是典籍英译的选题之一。2.金庸小说英译与理论探讨2.1金庸小说英译现状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地区就先后出版了金庸作品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1995年出版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汉语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12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2003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韩文作品。金庸小说日文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版于1996年出版，其后陆续出版了金庸的所有作品，并多次再版。不过，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西方的译介近年才刚刚起步。2004年法译本《射雕英雄传》于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译本，由华裔法籍翻译家王健育执笔，友丰书店出版。书出版后，获得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官员的称许，并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颁给的嘉奖状。不过销量一般，试印1000套，至今仍未售完。截至2010年，金庸先生十五部小说有三部被译成英语。这三部译作是：《雪山飞狐》（FoxVolantoftheSnowyMountain）全一册，由香港华人莫锦屏（OliviaMok）女士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后于1996再版，2004年再次印刷；《鹿鼎记》（TheDeerandTheCauldron）共三册，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Minford）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7、1999、2002年出版；《书剑恩仇录》（TheBookandTheSword）全一册，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1998年作为全球最畅销书之一收录为《泰晤士文学副刊》国际文学年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罗永洲上海体育学院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考虑“译什么”和“怎么译”两个问题。若从流行性和典范性两个标准来看金庸小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理当成为汉译外的重要选题；从金庸作品现有的英译本看，归化和异化的取舍并非取决于译者的国籍，而是基于译者对于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的判断；鉴于金庸小说蕴涵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相互铺垫、携手共进。关键词：金庸小说；翻译选题；翻译策略；文化铺垫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0-873X(2011)03-0051-05中国翻译ChineseTranslatorsJournal52鉴（Cha，1997：封底）。金庸的其他作品也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对应的英译本（）。网上译者既有武侠文学爱好者，也不乏知名翻译家。比如恩沙的《书剑恩仇录》英译本在正式出版前就是通过网络呈现给读者的。2.2金庸小说英译的理论探讨金庸英译的理论研究始于1996年香港岭南大学召开的金庸英译专题研讨会，并于次年出版论文集《武侠小说英译中接受问题》（TheQuestionofReception:MartialArtsFictioninEnglishTranslation），书中收录了《鹿鼎记》译者JohnMinford、黄国彬（LawrenceWong）等中外学者的与会论文，主要探讨了武侠小说英译的可能性、难点和策略。2001年，《雪山飞狐》的译者，时任香港城大学翻译教师的莫锦屏女士先后在国际译学刊物Target和Babel上撰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了武侠小说在东西方不同的遭遇以及文化霸权和译入语规范对于武侠小说在西方译介的阻碍（Mok,2001:81-102）；以及意识形态和译入语诗学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ibid.:1-9）；次年莫又在Perspective撰文，以《雪山飞狐》为例，讨论了武侠小说人物名称、头衔、绰号的英译（Mok,2002:273-281）。内地的金庸英译研究则始于本世纪初，2006年，陈刚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题为《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算是较早的论述。作者以小说中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有名词的英译为个案论述了归化策略在汉译英中的效用（2006：43）；另有赵为在《外语学刊》上撰文提出武侠小说俄译对中华民族复兴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意义，并提出等值法、改造法等翻译技巧（2009：129）；近年金庸英译也正在成为在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如费玉英（2007）在博士论文《小宝西游》中比较了《鹿鼎记》原文和译文的叙事和修辞特点，通过对小说中历史、文化、习俗、诗歌等译例的研究，归纳总结了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2.3评述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方兴未艾。译界学者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原则和技巧对于从事武侠小说翻译的人无疑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但若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看，尚有较大缺憾。1）研究方法方面，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具有倾向于经验性、随感式和点评式。论文集TheQuestionofReception:MartialArtsFictioninEnglishTranslation（1997）所收录的论文如JohnMinford在“KungfuinTranslation,TranslationasKungfu”一文中主要跟读者分享了他在翻译《鹿鼎记》过程中的感受，介绍了主人公韦小宝、中国功夫的起源和主要流派等（Liu,1997:1-40）。其他学者如黄国彬等在阐述武侠小说翻译的可行性与策略时，语料和译例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研究多规定性。鉴于当时尚未有英译本正式出版，也不可能就某一方面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作全面、系统的描述性研究。如果参照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架（Holmes，1988:67-80），应当属于应用翻译研究，尚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理论研究所必备的系统性。2）从研究视角看，学者们有从宏观上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在东西方接受情况的（莫锦屏），有从叙事学视角比较译文和原文的（费玉英），更多的是聚焦于小说某一个方面的翻译，如人名、地名、习俗、诗歌的翻译。以上研究视角几乎可以用来研究任何一部小说的英译，未能涉及武侠小说翻译的核心问题。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即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如果抽取了金庸小说的打斗场面，金庸的绝大部分小说将化为乌有。所谓行必武、言必侠。“武”是躯壳，“侠”是灵魂。“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广的类型小说，在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背景下，可以写浪迹天涯、群雄逐鹿的侠客豪情；可以写悬疑紧张、复杂多变的权力角逐；可以写儿女情长、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但“中国功夫”和“侠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始终是贯穿金庸所有武侠小说的主线。武侠小说要想顺利走出国门，就必须处理好这两种文化形态的译介。3.金庸的“武”与英译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奇葩。金庸小说中的功夫有的取自真实武术，如“如封似闭”、“揽雀尾”、“太极手”，但多数是虚构的武功，如“觉后空空”、“梦里明月”、“降龙十八掌”等。因此本文拟对金庸现有三部小说的英译本中对“功夫”的翻译作全面的描述与对比，重在考察中外译者在翻译取舍和翻译策略方面的差异。3.1翻译取舍金庸小说中的武术（功夫）术语包括：1）功夫类别如点穴、擒拿、轻功等；2）功夫门派如沐家拳、少林长拳、天龙北宗剑术等；3）套路招式，如西风倒卷、鲁智深疯魔杖、黄龙转身吐须势等。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如表一所示，三部原作中分别出现58、148和270种功夫，共计474种，译作中共计译出194种，相当于41%。有282种功夫在译作中未提及，省略率达59%。在翻译取舍方面，中外译者存在巨大差异。省略最多的是英国汉学家Earnshaw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原作中86%的功夫在译作中蒸发，保留最多的是香港学者莫锦屏（Mok）翻译的《雪山飞狐》，原作中98%的功夫在译作中得以再现。可见源语文化在译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取舍。2011年　第3期No.3　20115353表1.原作中出现的武功总数、译出和省略情况作品译出省略共计《雪山飞狐》57(98%)1(2%)58《鹿鼎记》100(68%)48(32%)148《书剑恩仇录》37(14%)233(86%)270共计194(41%)282(59%)4743.2翻译策略在译出的194种功夫中，主要使用了直译、增译、释义、概括、简化和替代六种翻译方法。不管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单个译本看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直译法，如“二郎担山：SecondSonLevelingtheMountain”（Cha,1996:58），“柔云剑术：theSoftCloudswordtechnique”（Cha,2004:3）；其次是释义法，如“鸳鸯连环：MultipleEncircling”（Cha,1996:334），“铁板桥：maintaininghorizontalposition”（Cha,1997:456）。如果从归化和异化的视角来看，三部译作总体使用异化策略140处，达72%，归化有54处，达28%。从个体看，《鹿鼎记》译本中使用异化最多，高达77%；《雪山飞狐》译本中使用归化最多，达37%。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指出西方译者在把外族文本译成英语时习惯上通过归化生产出透明的文本（Venuti,1995:20）。但调查发现，除省略外，在译出的武功中，三名译者使用的异化（分别是63%，77%和73%）都要远远多于归化（分别是37%，23%和27%），如果就译者个体看，中国译者（37%）比两名英国译者（23%和27%）更加频繁地使用归化策略。表2.译作中译出的武功主要翻译策略作品直译增译异化释义概括简化替代归化译出《雪山飞狐》35136(63%)1203621(37%)57《鹿鼎记》671077(77%)1260523(23%)100《书剑恩仇录》20727(73%)910010(27%)37共计12218140(72%)33731154(28%)1944.金庸的“侠”与英译侠文化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司马迁将侠界定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从道德观上肯定了游侠具有仁、义、诚信、谦让之德，而这些美德，又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金庸的小说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水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既张扬了侠士的自由个性，又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限制，塑造出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从而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