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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研究摘要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它树立起了人的权威与尊严,摧毁了教会这个上帝在人间的最大权威,推翻了神权对人世的统治,促进世俗国家权力的恢复,重新唤醒民族意识,培养了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孕育了近代科学。宗教改革是通向近代社会的大门,宗教改革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会管理的“民选”共同制,与资本主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民主共和制有直接渊源,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词十六世纪;西欧;宗教改革;世俗国家权力;民族意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科学;英国;亨利八世;罗拉德派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是—次社会自身全面的革新与调整,也是对西欧社会无所不包的改造,它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动摇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而且还摧毁了天主教价值观的统治地位而以新教取而代之。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它本来的目标,促进了西欧人性和思想上的大解放,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唤醒了民族国家意识,特别是清教主义,其激发并引申出来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之中,正因为如此,它已成为衡量当时各种社会生活、价值的尺度,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科学和近代哲学精神正是在新教伦理的推动和熏陶下产生和形成的,西欧伴随着宗教改革走向近代。早在1884年就指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机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一、宗教改革对民族国家意识的促进作用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最初是与宗教改革一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通过宗教战争得以确立。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十分确定的概念,“王朝国家’的版图是随着君主们的婚姻状况和继承状况而不断改变的,政治和战争只是国王、贵族和骑士们的事情,老百姓对于自己究竟归属哪个国家毫不感兴趣,在他们眼中只有封建领主而无民族国家。由于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作用,不同的宗教信仰和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规定的“教随国定”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如在德国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既使《圣经》融化于本民族,为本民族服务,也使德国教会走上民族化的道路,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从此《圣经》有了德语本,罗马教会丧失单独操纵和利用《圣经》的特权。反抗罗马教会垄断教权,加深了德国的民族意识,使宗教上有分歧的德意志民族和诸侯各霸—方的德国在使用路德创新的民族语言方面取得了统一,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壮大。路德、加尔文、慈温利新教理论均以《圣经》权威否定教皇,同时新教理论推崇世俗权利。论证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与必要性,并把它作为改革教会的依靠力量。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欧北欧各国的世俗君主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否认教皇自封为世俗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从而加强了君主与政府官员的权力,(把教会置于本国控制之下)产生了脱离天主教会的新教各派,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国际性教会,如德国、北欧诸国的路德派,法国、瑞士、苏格兰的加尔文派,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的君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将新教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王朝国家逐渐让位于民族国家。在宗教战争期间,荷兰人凭借新教信仰抵御了西班牙人的入侵;瑞士经过宗教改革,分散的各洲组成了统—的联邦,在教皇权力和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有利国际环境下,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成了—个主权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尼德兰的宗教改革与反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相伴而行,最后建立了独立的荷兰共和国。经过宗教改革风暴的洗礼,除德国和意大利仍处于支离破碎状态外,西欧—批统一的民族国家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当然新教并未造就近代世俗国家,宗教改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新兴民族意识的觉醒,然而它却帮助近代国家从宗教权威的藩篱里解放了出来,使政教合一变为政教分离,这样的国家自治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个基本特征。二、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宗教改革中“教产”变为“俗产”,剥去了这部分财产所有权的神圣灵光,为以后向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变创造了条件。那些转移到农民、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的部分财产的所有权性质发生了变化。如宗教战争中,荷兰在反对西班牙革命时为筹集军费、争取资产阶级对革命斗争的支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把被没收的教产实行大拍卖,售与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和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把没收的教产部分出卖给贵族和租地农场主,这些人再转手把土地拍卖,一时间在英国出现非常活跃的土地买卖投机热潮,得到土地的人往往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这部分教会土地的资本主义化为英国整个封建土地制度的崩溃打开了—个缺口,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宗教改革的领导人物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在提出的新教教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精神对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创立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教义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及个人奋斗、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心理因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大大推进了社会思想的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加尔文教的先定论是根据15世纪末和16世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客观进程提出来的,它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立了新的理论。它认为真正的教徒应鄙视清闲与浪费,应珍惜时间,认为“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原则上最该死的罪孽。”为了未来人们应推迟眼前的享乐和直接的幸福,节约钱财,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工作作为目的本身而被珍视。这些思想在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促进成熟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新教造就了最杰出的企业家,早期资本家所具有的勤勉、节俭、诚实等品质直接取于新教伦理。大量的新教徒在清教伦理的指导下纷纷投入资本主义经营、金融、商业和制造业领域,造就了浓厚的资本主义气氛,也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像恩格斯所说,“加尔文教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中世纪的新教思想不仅在精神领域发生作用,也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清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对于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无比巨大的杠杆作用,”“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新教伦理认为研究自然现象是促进赞颂上帝的—种有效手段,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这便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神圣的赞许,使之能摆脱长期的神学枷锁的禁锢,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新教特别是清教伦理越来越强调改造现世的价值,“只要能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中就是善行”由于看到科学研究对自然的研究能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科学研究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大促进了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手段得到了提高。科学技术是第—生产力。宗教改革中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人们对不同教派的并存已习以为常,对教派之争深感厌倦,这使整个欧洲出现了宗教宽容的精神。信仰上的自由促进了欧洲学术的复兴,加上当时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有更为宽松的书刊发行制度,成为知识分子创造性活动的中心。在此气氛下,哥白尼在16世纪不敢发表的科学假说到了17世纪由开普勒修改后理直气壮地表述出来了;1600年布鲁诺由于坚持‘日心说’被罗马教会烧死,而当1633年伽利略迫于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不得不对地球转动的学说表示悔过时,他仍然敢在悔过之后说,“无论如何地球仍然在转动着!”宗教宽容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生长的温床,从而使17世纪欧洲成为科学与哲学迅猛发展的世纪,科技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促进作用宗教改革还导致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的大变革,它涤荡了在天主教神学禁锢下的西欧人的战战兢兢与萎靡不振,赋予人靠自己主观努力来实现理想的信心和进取精神,培育了近代人的独立意识。新教企图寻求在上帝与个人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自己去解释《圣经》,新教的“因信称义”认为不论是得到上帝的拯救还是遭其诅咒都取决于自己的信仰而非借助教会的帮助或担保,并且他们还相信自己已成了上帝的选民,基于这些认识,西欧人看到了—条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得到上帝拯救的道路,意识到了长期被神学否定的自我。路德还从“我的信仰已成为自由的”前提,得出“我也就成为自由的”结论,解放了理性,开放了信仰自由;加尔文教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使日常工作具有了神圣性,此后人类精神开始对生存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意识,这标志着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人们终于开始把感性的现实生活当作具有真实内容的生活,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个虚幻的梦和彼岸生活的预修所。宗教改革扫荡了封建神权专制,培养了民主平等精神。天主教的教阶制度是世俗封建专制体制在教会内的反映,是等级有序的神权专制体制,教会内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冲淡了宗教虔诚心,增加了对宗教的怀疑。新教理论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信称义”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和基督就可以从上帝那儿得到自由,获得救恩,成为义人,而不论信仰者是何种身份的人,这便打击了封建制度及教会的等级制度。宗教改革家们借助基督教的民主平等精神建立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型教会。如加尔文在日内瓦创建的新教会实行由信众选举产生的长老共同管理的制度,让资产阶级参加管理,这便为人们向君主权威挑战打下了基础,它实际上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实验。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的清教徒以教会的民主共和制为蓝本,要求在英国建立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近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会管理的共同制与近代的民主共和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恩格斯曾说过,“如果路德新教在德国被镇压,这不仅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因为如果这样,“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人们的精神生活会依旧处于天主教神学的禁锢之中。路德认为人的肉体和财富可以服从俗权,但人的心灵思想是自由的,是用刀与剑、水与火都无法遏止的。正是路德的举动动摇了西方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威,从此思想冲破牢笼,获得了最大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路德举起—面旗帜,“它是自由精神的旗帜”,人类靠自己注定要成为自由的。”新教思想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上架起了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桥梁,对后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性主义的传播与盛行,信仰自由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四、英吉利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动荡,英国人民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百年战争激发了英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人民明白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及太平的生活,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早在1362年时,国家就通过法令,规定英语为法庭用语。15世纪末时,英语已经“作为标准的书面语被政府文件的改革者所采用”。到16世纪,英语已经代替法语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在此基础上,英吉利民族文学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发展,“地方经济正在向各具特色、互相依存的方向发展”。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中古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同性被破坏无余。到亨利八世时期,英吉利民族已形成,更加强了人民的民族意识。而罗马教廷通过英国教会对人民经济上的长期盘剥使得人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他们迫切希望推翻教皇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英吉利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伴的。民族国家是此时西欧典型的国家形式。政治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让15世纪末的英国跨入了民族国家的行列。最初的民族国家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之下。民族的形成及民族国家的确立对宗教改革起到了强大了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因为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剥削压迫;它支持王权,拥护国王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民族主义还震慑了英国国内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五、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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