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

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风险沟通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摘　要　风险社会视野下,风险沟通研究日益成为显学。文章分别梳理国外、国内风险沟通研究的历史、现状,分析并总结了国外和国内风险沟通研究中的议题:(1)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规范的风险沟通研究,基于传播者和受众研究的风险沟通主体研究;(2)基于传播机制的风险沟通研究,基于公众认知的风险沟通研究,基于政府应急管理议题的风险沟通研究,基于不同领域的应用情况的风险沟通研究,以及国外相关译介研究。就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而言,风险沟通研究朝着多元化、多学科的方向发展;相比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关键字　风险沟通,议题,进路,视角Approaches,IssuesandStandpoints:AResearchofRiskCommunicationPublicOpinionResearchLaboratoryof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Abstract　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risks,thestudyonriskcommuni-cationhasbecomeadistinguishedlearning.Comparingresearchesofhistoryandrecentadvance,itanalyzedandsummarizedtheissuesofdomesticandforeignstudiesonriskcommunication.Theissuesofforeignfocusonthe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practicalstandardandthedisseminatorresearchandaudiencere-search,whiletheissuesofdomesticsstudiesconsistofthepropagationmecha-nismresearch,thepubliccognitiveresearch,thegovernmentemergencymanage-94新媒体与社会(第三辑)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mentresearch,differentareasofapplicationresearchandoverseasrelatedtrans-lationresearch.Boththeresearchstandpointandmethodhavetransferredfromsinglesubjecttomultipledisciplines.Comparedwithforeignresearches,thedo-mesticstudiesstartedratherlateanddevelopedslowly.KeyWords　Riskcommunication,Approaches,Issue,Standpoint风险沟通是一种传播理念的革新,改变了人们对危机的认知,丰富了人们有关危机传播的知识。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强调信息和意见的互动性以及沟通主体的参与性角度,国内学界普遍将RiskCommunication译为“风险沟通”。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风险沟通的研究领域出现细分,如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等。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对风险沟通研究的关注度极大提升,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纷纷引入风险的概念,展开风险沟通的研究。一　“风险沟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风险沟通”的内涵20世纪70年代,“风险沟通”(RiskCommunication)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Ruckelshaus)首次提出。[1]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1986年科万罗(Covello)从关注信息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的效果出发,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传达健康/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2]。同年7月,全美首届“风险沟通全国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保护基金会主席威廉·K．赖利(WilliamK．Reilly)将“风险沟通”等同于某种信息的传递———从政府或其他风险沟通者到公众的风险性质的单向信息。[3]这是一种从传播者角度对风险沟通是否成功进行的判断———“让信息通过”,认为能够通过专家说服无知被动的公众。从广义角度来讲,风险是指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05风险沟通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胁、危险和危机。通常来说,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80年代的“风险沟通”为:(1)“风险沟通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2)“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4]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5],而非“从专家到非专家的单向信息传递”,并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层面,“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5],这些信息包括各种意见和反馈。在这种定义下,风险沟通的关注视角开始从单向传播转到双向互动,沟通内容也有所扩展。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官罗伊·瓦迪亚(RoyWadia)认为风险沟通是指政府、各行业与公众的合作与对话。他强调,风险的技术内涵,即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可能实际上与公众(和媒体)反应毫无关系,公众(和媒体)反应是风险对其造成的“不满”程度(如操纵、恐惧和信任等)的反映。[6]到20世纪90年代,风险沟通的定义被不断完善。科万罗认为风险沟通是利益团体之间有关风险本质、风险重要性等相关信息的交换,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信息交换和观点互动的过程。[7]威廉姆斯则认为风险沟通是关于风险本质、影响、控制与其他信息的意见的交换过程。[8]风险的研究也经历了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变过程。“科技范式”中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损失的概率。在这种视角下,风险沟通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危机时和危机后,而危机前的预防工作是风险沟通的重点。[9]彼得·桑德曼(PeterSandman)认为在风险管理中,政府、专家、大众或媒体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风险认知不同,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10]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风险与决策相关,并具有不可计算性、知识依赖性、现代性、全球性等新的特征。伴随着风险研究的范式由科技范式转向民主范式,越来越多的研15新媒体与社会(第三辑)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究者强调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决策的民主,“信任”的话题也由此展开。风险沟通的研究伴随着风险社会而产生,研究著述颇多,学科跨度广。风险沟通的名称中虽然有Communication,但并非发端于传播学研究领域,准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风险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细分研究领域。相关的风险沟通文献散见于风险研究类、环境类、公共卫生类、公共关系类、新闻传播类等学术期刊中,其中以风险研究类期刊发文最集中。美国的《风险分析》(风险研究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和欧洲的《风险研究期刊》(欧洲风险研究学会官方出版物)成为风险研究的最主要期刊。随着风险沟通研究的蓬勃兴起,风险沟通研究在风险研究类文献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风险研究中的一个固定板块。美国为风险研究的前沿阵地,经验主义的研究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对“风险沟通”的研究主要以风险控制为目的,把风险沟通贯穿于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的整个风险进程中;或将风险沟通置于不同的传播机制中,研究传播策略、传播模式等;或将其归入不同的细分领域中,研究科技传播、生态环境中的风险传播、公共卫生中的风险传播等。欧洲研究者的研究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传统风险研究的视域,凸显了风险研究中的欧洲部分,提出了符合欧洲社会、欧洲文化特殊性的风险控制机制。(二)国内的风险沟通研究现状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搜索结果的统计与分析,截止到2012年7月13日,在中国知网上,以“风险沟通”和“风险传播”为关键词,对所有公开发表的期刊、重要会议论文和硕士论文等进行检索,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章,共有相关研究文章118篇。相比国外的风险沟通研究,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阶段如下。2003年为风险沟通研究的萌芽阶段,我国多个省市陆续发生非典疫情,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各界对此颇为关注。我国风险沟通的研究诞生在抗击非典的环境之中。据统计数据,风险沟通的研究最早始于2003年7月《科学通报》上发表的《SARS危机中17城市中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预测模型》。25风险沟通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图1　我国“风险沟通”研究趋势　　此阶段的特点为:其一,数量少,内容单一。2003年,相关研究仅有两篇,且均是针公共卫生领域的非典事件进行研究,是心理学领域对风险沟通的初步研究。其二,研究者身份单一,均为心理学专家。他们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公众的风险认知规律和心理行为,从而为更好地沟通提供依据。其三,研究重点关注公众特征。2005~2009年为风险沟通的起步阶段,由于2004年出现了中断,实际上风险沟通研究起步于2005年。此阶段的特征为:其一,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开始参与风险沟通研究。其二,研究领域和视角开拓,实证、量化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研究领域开始涉及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等其他方面。从风险信息特性、媒介传播规律、受众特性等探讨影响风险沟通的内外因素。其三,借鉴国外先进成果,研究者开始提出各种理论框架设想。通过对风险沟通中的各种理论难题进行解剖,勾画出各种风险沟通类型,如单向线性沟通和双向沟通等。此阶段,量化研究逐步兴起,在随后的研究中,单纯的心理学研究则逐渐式微,学科融合现象较为明显。2010年至今为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期,此阶段理论逐渐完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研究者开始在公共安全、金融、健康、科技、公共管理等不同领域,讨论风险沟通理论的实际应用情况。总体而言,国内的风险沟通的研究总是与特定时期的风险事件相关联。一些重大风险事件,例如SARS、三鹿奶粉、甲型H1N1等往往会引发风险沟通研究的热潮。新媒体时代,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机制、作用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沟通主体研究、沟通效果研究的兴起标志着风险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35新媒体与社会(第三辑)专题策划：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二　风险沟通研究的主要议题(一)国外风险沟通的研究议题1．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规范的风险沟通研究风险沟通相关理论起源于风险分析研究,对其展开研究主要是以解决风险带来的后果为出发点,能够为不同领域中的实践操作提供一种规范。早期,这种提供实践规范的风险沟通研究较多,涵盖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学科间的融合,一些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应运而生,例如环境风险传播、技术风险传播、食品风险传播、健康风险传播的研究等。在这些研究中,风险沟通被视为一种工具,合理和科学地使用风险沟通有助于预防、处理实际问题。丹尼斯·S．米勒提尔(DennisS．Miletil)等进行了地震预报中的风险沟通试验。[11]安妮特·M．奥康纳(AnnetteM．O’Connor)等人探讨了风险沟通在同艾滋病人的沟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良好的风险沟通有利于病患者增加选择健康的机会,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12]M．凯瑟琳·哈钦森(M．KatherineHutchi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加强母女间的风险沟通程度,有利于青少年特别是青春期女性预防艾滋病。[13]在为不同学科领域提供实践操作规范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