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五个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杜辉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五个有利于”集中概括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人民的科学实践成果。制度的活力，是党和国家持续繁荣的制度基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代表全国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可以集中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智慧和意见，创造最广泛的民主制度。这一切，构成调动各个方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制度保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各种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经济总量已跃升全球第二；出口和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进到4000美元，部分城市已超1万美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大国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有效利用劳动要素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平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写在党章上、入进宪法里，也铭刻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奉行“平等物权、平等竞争”的社会机制，既确保经济效率的提高，又通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累进税制、转移支付等方式，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社会保险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社会基本医疗药物制度、公共保障房制度、公共基础教育制度等确保全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充满活力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个社会应对挑战和化解危机的有效依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依靠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依托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依托我们管理有效、富有弹性的货币银行体系和外汇、资本市场体系，我们不仅战胜了外部系统风险的冲击，也逐步深化调整了我们的经济结构、金融组织形式。也正是依靠我们这种有效政令、灵活多样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危机中迅速动员起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胜了1998年的特大洪灾、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我们的制度不仅经历了国内外重大危机和挑战的考验，也在应对挑战中获得了自我完善和不断进步的机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痕迹需要消除，祖国的版图还未完全统一。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就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不能为13亿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石。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一国两制”灵活的制度设计，顺利地完成了香港、澳门的主权回归。今后我们还将按照这样的政治安排，积极推进宝岛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我们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团结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有效回击和制止“台独”、“疆独”和“藏独”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有效推动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继往开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在于具备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功能。再过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制度创新领域，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巩固我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锐意进取，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一方面，我们要深入推进油、水、电、通讯、交通、金融等特殊行业的经营体制改革，消除垄断，为更多经营主体创造平等进入、平等竞争的机会；要深入推进城乡户籍改革，逐步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身份界限和群体歧视，再造城乡区域一体化的人才流动、就业机会、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求学用工、公共服务均等化新机制；要建立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城乡劳动者收入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同步、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要完善优化税种、税率体系，通过限高、扩中、提低举措，依靠各级政府对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低困家庭、弱势群体的补贴、支助等转移支付手段，缩小分配收入差距，实现在公平公正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模式转型。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要注重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城乡社区自治管理，推进社会管理重心下移；要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解决社会管理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要建立健全对公共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作为、开支、个人家庭财产的公开监督机制，发挥多重媒体的舆论监督、纪委监察机关的制度监督、社会大众的群众监督作用，从源头上抑制腐败；要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妥善解决好社会矛盾化解问题；要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做好网络舆论引导；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坚决遏制特重大安全事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制度保证。（作者系大连舰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