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大转型读书笔记

读书随笔—波兰尼的《大转型》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奥匈帝国。他终其一生致力于寻找一种人道主义的新社会：一个欣欣向荣、但经济标准和价值并非至高无上的社会，一个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波兰尼努力破译他所处时代问题的答案，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艰难时世的见证者。他目睹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充分就业的瓦解、法西斯独裁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罗斯福新政与斯大林五年计划，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的损害和凯恩斯预算干涉主义的胜利。经历了众多的灾难，热情而富于使命感的波拉尼转向历史和比较的证据以确认社会脱节的经济原因。波兰尼揭示了市场资本主义并非仅凭演化力量就可以实现。其实，市场资本主义的起源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一方出于有意的努力和战略利益的考虑，创造出了最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及管理上的安排，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因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其必要条件的劳动力的商品化都是一种政治上的建构。在波兰尼眼中，“市场是政府一方有意的、并且常常是暴力介入的结果。这个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把市场组织强加于社会之上。”波兰尼根据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中心，甚至很少成为重要的制度。19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换之外，人类经济活动方式还有互惠、再分配以及家庭，后三者甚至是主导性的。在此，波兰尼的矛头直指亚当·斯密开启的古典经济学。正是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存在，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人类“以此物换彼物的倾向”。这句话后来产生了经济人的概念。而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之经济心理的见解，与卢梭关于原始人之政治心理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现象，源自于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上的固有差异；而所谓的人类天生倾向于交换的说法，几乎完全是虚假之言。波兰尼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利润的想法是受到禁止的；临机应变和讨价还价行为会被谴责；慷慨的赠予是一种美德；所谓的以物易物、实物交换和对换的自然倾向是不会出现的。经济制度实际上仅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职能而已。“尽管19世纪的学术界主旋律如此执着，但通过交换获益和得到利润从未在人类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市场制度相当普遍，但其对于经济生活来说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波兰尼用翔实的史实批判了市场神话和市场乌托邦，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会意识和文化中古典经济学造成的经济人假象，恢复人的本性，论证人们在本质上并不逐利，而是相互需要。而国家和市场恰恰摧毁了人们原有的满足相互需要的制度。经济变得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服膺于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这是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波兰尼将其命名为“大转型”。“在十九世纪社会，经济活动被抽离并输入到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转折。除非社会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它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制度是无法运作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波兰尼的话说是一种“嵌入式”（embedded）经济。19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了，经济离开社会，成为“脱离式”（disembedded）经济，牺牲了人们共同珍视的家庭、生态、健康、和谐和团结。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经验显示了市场的可怕后果，这也是社会迅速地求助于一种“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原因，因为它可以钝化市场的自我毁灭机制。于是才有了救济贫穷的“生存权”、限定工作时间和条件的工厂法、制止污染的法律、给工会发言权的法律。国家插手减少失业，它向投机商人的横财征税，并支持艺术和科学。“因此，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与传统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却在受到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措施和政策网络却被集合成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便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相关的市场行动。尽管在金本位制保护之下的世界商品、资本和货币市场给市场机制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个旨在对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的最具包容性的特征。”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指的是一种所谓的“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这种类型的市场一旦形成，它就会通过改变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它就要按照自己逻辑来改造世界，打破所有传统的界限，把一切都置放在金钱的客观性上。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而这种所谓的自发调节的市场将要把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按照波兰尼的分析，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要使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被当作商品来买卖，这个过程被波兰尼称之为“虚拟商品化”。这三者的商品化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构成威胁——人本身成为商品的结果，不仅是人从亲属、社团，朋友，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夺出来，更在文化上被剥夺从而被机器主宰。土地成为商品，则是把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之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的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其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转变，是把作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劳动”变成可以到处流动、随时买卖的“商品”。由此不难想象这会对传统的社会共同体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但是在波兰尼看来，社会在如此严峻的挑战面前，不可能束手无策。正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粉碎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构成了挑战，所以“社会保护运动”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从“大转型”开始的第一天起，一个相反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一刻没有停止过。于是，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辩证法”原则。这种原则不仅表现在“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更重要的是，波兰尼在他描述的这种社会“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赋予了往往被视为消极、退让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保护运动”以正面建构的价值。因此，“波兰尼命题”表现为他重新定义了“大转型”:所谓“大转型”不仅仅指的是“自我调节市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大转型”。基于这样的描述，可以发现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是在一系列社会保护运动中得以形成的。当社会各个领域都兴起了自发的自我保护运动时，民族国家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角色，将自己从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变成了市场经济的限制者和规范者。它把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组织起来，加以正规化和制度化——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劳动和生计渐渐有了保障，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大大减弱了。由于美洲土地大开发造成的农产品大量增加，各国也认识到了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对本国农业的巨大威胁，都纷纷建立起森严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土地的虚拟商品属性也减弱了。最后，尽管在国际金本位制下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体系，但各国都越来越重视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抵御货币价值波动的功能，货币的商品化属性也下降了……民族国家好像将市场经济纳入了一个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框架之中，后者再也不能像它刚诞生时那样肆无忌惮了。尽管波兰尼不断地强调，当一个社会无法忍受自发调节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时(譬如1920年代的美国)，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发生。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双向运动并非一直能保持钟摆式的平衡，反而可能导致一种无法避免的“僵局”。波兰尼在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就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强，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能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公正同时决裂。我们现在再来看美国目前由于华尔街的资本过于贪婪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在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纷纷采取的政策，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波兰尼所描述的“大转型”中的社会双向运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