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期末考试

环境经济学期末考试CHY整理简答题：1、什么是CDM（清洁发展机制）？简述其由来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京都会议）通过的附件I缔约方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其目的是协助未列入附件I的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有益于《公约》的最终目标，并协助附件I所列缔约方实现遵守第三条规定的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CDM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与获得。此外，《京都议定书》还规定，在2000年后一旦其生效起至2008年第一个承诺期开始这段时期内，CDM就可实施，参与CDM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就可获得由CDM项目活动产生的经证明的减排量（CERs）。由工业化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而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则列入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简言之，就是“资金＋技术”换取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指标）。（“温室气体减排量”是指当采用新技术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不产生出相应的温室气体当量或极小的温室气体量，这两个数据的差值即为此项目的减排量。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2、简述意愿价值评估法的基本原理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gentValuationMethod,CVM)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的评估方法，它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以问卷调查为工具，通过构建模拟市场来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最大支付意(Willingnesstopay,WTP),或者忍受环境质量损失希望获得的最小受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以此寻求环境质量损失或改善的经济价值。CVM以消费者效用恒定的福利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构造生态环境物品的假想市场，采用支付意愿或Hicks消费者剩余概念衡量环境状态变化产生的福利变化。其中，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分别对应于Hicksian定义的两种测度消费者剩余的指标—补偿变动(CompensationVaria-tion,CV)和等值变动(EquivalentVariation,EV)。假设消费者个人在Q0的环境状态及Y0的收入水平下，其个人效用水平为U0,最佳消费组合如图1中的A。A点表示消费者拥有Y0的货币收入，同时享受Q0的环境物品，总效用为U0。如果消费者要追求更多的环境资源Q+，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最佳组合将由A点移动到B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到U+，B点表示消费者在同样的货币收入Y0水平下，享受更好的环境物品Q+。为了享受更好的环境服务Q+，消费者必须为此支付的货币为Y0-Y-，即图1中的BC。由于C点和A点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U0上，因此C点和A点代表了同样的效用水平。Y0-Y-即为消费者消费环境物品U+-U0的支付意愿(WTP),也代表了消费者对环境物品改变的价值评估。同样，如果由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使消费者享受的环境物品由Q0下降到Q-下，此时，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将从A点下降到D点，效用水平由U0下降到U-。由于E点和A点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U0上，二者代表同样的效用水平，在消费者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金额为Y+-Y0，即图1中的ED，E点代表消费者拥有更高的货币收入Y+，而享受较少的环境物品Q-,Y+-Y0即为消费者消费较少的环境物品Q-而愿意接受的最低补偿金额(WTA)。由此可见，福利经济理论的发展为CVM的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3、什么是外部性？解决外部性的基本思路有哪些？在现代经济学中，外部性概念是一个出现较晚，但越来越重要的概念。自从马歇尔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庇古从“公共产品”入手，提出了征收“庇古税”作为纠正生产负外部性的方法；奥尔森从“集体行为”入手，分析了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公共产品；科斯从“外部侵害”入手，分析了负外部性问题；诺思则从“搭便车”问题入手，分析了正外部性问题，认为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的原因；博弈理论则从“囚犯难题”入手，揭示了外部性问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内在矛盾，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个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不一致。总之，对外部性内涵的理解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当一个行为人的行动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行为人的环境时，便有外部性存在；第二，外部性是这样一种事件，它将可察觉的利益或损失加于某些人，而这些人并没有完全赞同或间接导致该事件的决策；第三，当某个人的行为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是配置公共产品资源市场机制调节不足的必然结果。通常采用纠正外部性的措施可分为四大类。即经济措施、法律措施、政府的行政措施和社会措施。经济措施主要是征税。目前各国政府最普遍采用的控制污染的措施是征收污染税。根据“污染者付钱原则”对那些外部性产生者(污染者)征收相当于外部不经济性价值的消费税。但是，这就需要确定最佳排污量，就是说社会到底能忍受多少污染量。这不仅是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关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经济效率问题。总之，标准不易掌握。另一个最常见的抑制外部性的措施是征收“消费税”，但以“货物税”的形式征收。主要对烟、酒、石油产品这三种货物征税。因为它们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外部性影响。世界银行的高级专家甘地说：“很多国家对这三种货物都课以重税。它们的税率通常为零售价的60％～70％，有的国家烟、酒的税率更高。”法律措施是解决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的常规办法。期蒂格里兹说：“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效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政府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效应。很明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可以为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当然，法律手段也有其局限性。如诉讼成本高，拖延时日，有些当事人非到不得已不上诉，等等。行政措施是指政府的强制干预。当采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不能纠正由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当时，就要由政府出面采取行政调节。政府调节机构将确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行政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调整电力和石油化工等高污染工业的生产布局，严格限制厂址的选择，有时还可指令把产生外部性和受外部性影响的双方厂商联合起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在公共资源领域和市场上，有些发达国家正在建立含有行政计划因素的制度框架，例如，强行建立限制捕鱼区。规定渔网每平方米的孔数和制定其他一些规则以减缓这些公共资源过度使用造成的无效率现象。又如规定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强制私人小汽车安装消除污染的设备等等。不可否认，在消除外部性方面，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措施是指道德教育，或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或通过大众传媒，树立文明礼貌和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等等4、什么是囚徒困境？简述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在博弈论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由塔克给出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3]。警察将两个共同作案偷窃的小偷单独关押，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而对方不招认，则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则会判重刑8年；若两人都和警方合作共同招认，则两人都被判刑5年；若两人都保持沉默，均不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两人都被判刑1年。最终的结果是两个囚徒都选择了供认，而没有选择最优的结果即保持沉默。这个例子讲述了一个自利的理性人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使自己的利益及各个博弈方的利益下降的全过程,这就是囚徒的困境。囚徒的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每个人都理性地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各自的最优策略,但最终结果却适得其反,而合作则能使参加博弈的各方的状态变得更好。“囚徒困境”准确地抓住了人们之间彼此不信任，相互防范、背叛的一面，这也正是导致集体行动悲剧的根源。解决方法：（1）塑造共赢的群体文化。（2）加大道德宣传，培养道德感和荣誉感。（3）合作精神的形成与培养。论述题1、试述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经济学原理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前提是企业之间的治污水平，即边际治污成本存在差异。与此同时，政府的环境管理采用总量控制型。如图1所示:横坐标表示污染物排放削减量，纵坐标表示排污权价格和边际成本。假设有两污染企业A和B(见图1)。MC1和MC2分别表示A企业和B企业的污染物边际控制成本曲线。企业B治理污染比企业A具有更高的效率。如果执行相同的排放标准(两企业均需治理Q0的污染物)且Q1Q。=Q2Q。。当政府将每单位排污权的初始市场价格确定为P，由于每治理一单位的污染物，企业A的治污成本都大于企业B(MC1＞MC2)，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两企业之间可能产生企业A支付一定费用换取企业B一定污染物削减量的“交易”，既企业A通过排污权市场向企业B购买尚未达标的排污削减量(Q。一Q1)的排污权(四边形CQ1Q0B的面积)，相应地，企业B通过排污权市场将达标后多余的排污削减量(Q2一Q。)出售给企业A。由图1可以看出当两污染企业都要满足同量污染物治理水平Q0时，整体污染治理成本为:TC=SOAQ0+SOBQ0式中SOAQ0和SOBQ0分别是三角形OAQ0和三角形OBQ0的面积，代表企业A、B的污染控制成本。当两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则实际污染控制成本则为:TC*=SΔOCQ1+SΔODQ2(△OCQ1和△ODQ2的面积)ΔTC=TC－TC*=SΔOAQ0+SΔOBQ0－SΔOCQ1－SΔODQ2=SΔACQ1Q0－SΔBDQOQ2=SΔABC所以，采取排污权交易后，整体污染控制成本下降了SABC此时，两家企业的排污权交易处于均衡状态，实现了环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上为微观个体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经济行为分析。2、试论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写入党章，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显示出对生态文明内涵的深刻把握，也表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既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又有利于中国的永续发展。实践证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环境问题的根源恰恰来自近代以来工业文明自身的缺陷。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正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加大破坏的结果，不变革这种传统发展方式，单靠事后性、补救性的治理，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关头：限制中国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稀缺，而是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全球自然资本普遍稀缺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走出一条与传统的西方工业化不同的道路，即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从工业文明走向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难以为继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工业文明，形成的一种遵循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整体运行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包括政治、文化、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转变生产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传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因此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没有自然效率的线性经济。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人造资本是限制性因素，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自然资本替代人造资本成为了限制性因素，经济系统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变到质量性发展。生态文明社会的生产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模式，在物质循环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它以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为特征，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能够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生态文明的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