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分析

龙源期刊网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分析作者：叶婷婷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第16期摘要：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组成竞争法的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法间的关系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竞争法立法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联系；区别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6.0651竞争法体系概说竞争法是经济法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早出现的经济法法律。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市场失灵，而竞争法则源于市场缺陷中的“市场障碍”。市场障碍关系竞争秩序问题，生产社会化引起垄断的形成和发展，自由竞争秩序受限，市场机制运行受阻，国家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但在当时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反垄断之外，国家不习惯、也不为社会所允许去对经济做过多的干预。因此，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体系的一部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出现的经济法法律，甚至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法核心。这一点从美国的竞争法渊源中也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反不正当竞争在竞争法形成初期常表现为私法上的对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维护，生产高度社会化才使得国家扩大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围，竞争法体系的另一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此产生。两法共同构成竞争法的体系，其间关系密切。2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法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或交叉性，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两法的价值取向一致。龙源期刊网一方面，从上述竞争法体系产生的社会根源可以看出两法均是为了维护正常有序的竞争秩序；另一方面，从竞争法实践着手，以我国竞争法的法律规定为例，《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均明确提出了“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两法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保证了竞争法体系的内部稳定性，使得竞争法能够持续有效地作用于经济生活。第二，两法的实施机关一致。一方面，两法的实施机关均是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特别设立的专门机关；二是相关的国家行政机关；三是司法机关。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在设立专门机关时也常都采用统一设立的方式，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的公平贸易局、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等。第三，两法的违法制裁方式相似。两法在制裁方式方面均主要包括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三个方面。其中，民事制裁主要是损害赔偿，行政制裁主要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罚款，刑事制裁主要是监禁和罚金。第四，两法存在交叉关系。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竞争法立法中多有表现。首先，在立法体例上，一些采取法典化的国家直接将两者合并立法，如匈牙利的《禁止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中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更有甚者，在一些采用分别立法形式的国家，两法依旧存在交叉。究其原因，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两者的规制对象存在重叠或交叉；学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之间的界限也存有争论。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的“低价销售”既可归入限制竞争行为的范畴而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也可纳入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列而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3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竞争法的两个不同领域；虽然两法的价值取向一致，但具体到法的功能上，反垄断法是确保竞争的存在即存在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抑制恶性竞争即质量保护。这也是两法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第一，两法的规制对象不同。上述两法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法在规制对象上有所差异，如前所述，反垄断法规制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如何界定这三种行为的范畴，各国立法实践也有不同规定，此处不再赘述。另外，反垄断法中存在适用除外制度，对于一些特殊的垄断行为予以豁免，如自然垄断、国家垄断；相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其危害的客观性均须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龙源期刊网第二，两法的规范形式不同。从立法层面，反垄断法只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加以约束，所以法律中包含相当的任意性规范，甚至含有许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提倡性规范。而且反垄断法的政策性较强，不同时空下的反垄断法内容均有不同；这一点从德国、日本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中也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从实施层面，反垄断法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维护，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采用事前管制的方式，偏重行政手段；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其实是传统私法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提升后，向公法领域的一种自然延伸，多表现为事后救济，以民事制裁和行政手段为主。当然，两法在法律原则、实施程序等其他方面也都存有差异，其关键还是要把握两法的本质差异，即功能差异。4完善我国的竞争法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在先，主要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初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为了兼顾打击初露端倪的垄断现象，在具体规定了市场混淆（第5条）、商业贿赂（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不正当有奖销售（第13条）和商业诋毁（第14条）六种较为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还对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即限定购买（第6条）、行政垄断（第7条）、低价销售（第11条）、搭售（第12条）、串通投标（第15条）。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是否还应当包括受反垄断法规制的限制竞争行为等问题备受学界关注。2016年，工商总局综合各方意见，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改，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上报国务院。比较之下已经反映出工商总局又或说是国家统治阶级对上述争议的态度：其中，《送审稿》将现行法第6条中“独占地位”的相关内容更换成“相对优势地位”，在扩大不正当竞争行为范围的同时也更加明确了其界限。另外，《送审稿》与《反垄断法》更加衔接，删除了限定购买、不正当附条件销售、低价销售、行政垄断等规定，进一步纯化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送审稿》内容的变化是立法进步的体现，进一步纯化《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完善我国竞争法体系的必经途径，这不仅有利于正确执法，而且能够更加有序地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参考文献[1]张世明，胡洁.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论[N].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3）.龙源期刊网[2]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杨紫煊.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5]漆多俊，冯果.经济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6]种明钊.竞争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