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

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作者】韦凤娟“道”在宋人的意识中代表着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极其神圣的字眼，故而宋人是不轻易以“道”许人的[1]。惟独陶渊明享有“知道”、“闻道”、“见道”的盛誉[2]。这种看法得到后人的热烈响应[3]。至于这个“道”究竟为何物，从宋人至今人，众说纷纭，姑且不论。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这个“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的总称。由此可见，说陶渊明“知道”、“见道”，实际上是把陶渊明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理想境界，认为他代表着一种最高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历代文人的心目中，陶渊明实际上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符号。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很复杂的极庞大的完整的母系统，各类子系统纵横交错，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加以辨析。大致说来，可以把注重事功，以“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为“载道文化”，而把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注重个体的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为“闲情文化”或“闲适文化”。载道文化关乎国家社稷、人伦纲常、政教风化、经济仕途，有着鲜明的社会功利性，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白居易《新乐府序》)云云。而闲情文化则关乎个体之情致、志趣、风神、气度等，往往表现为一种悠闲散淡的情怀、一种玄澹雅致的意境、一种高远脱俗的韵致。它并不是某些哲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创作”，而是一种极其深厚极其久远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从哲学上讲，它是儒道互补的必然结果，是以道家逍遥自适的人生哲学和儒家“乐亦在其中”的生活信念作为基本理论依据的，是庄子哲学独特的价值观念及思辨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社会政治角度考察，闲情文化表现为对社会责任、政治生活的一种规避，也是处于社会历史压力之下的人性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它滥觞于魏晋时期，是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哲学思潮、时代风尚的必然产物。闲情文化与载道文化相对立又相补充。闲情文化虽不似载道文化那般展示着人生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正剧”，却以其平淡优雅的形式更贴近真实的人生，更生动地更细腻地展示着有深厚的文化教养的士大夫们空灵剔透的心灵境界，反映着他们对俗世尘间所持的艺术心态及对平凡人生的诗意感悟。如果说屈原悲壮的一跃谱写了载道文化中最辉煌的篇章，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闲情文化最典型的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闲情文化在滥觞时期是生活优裕、精神空虚的魏晋名士们的“专利品”，它是作为儒家传统的对应物出现的，往往带有狂放、怪诞的色彩，令人望而却步。而陶渊明的意义正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人生实践将在魏晋名士那里既有几分放诞又有几分做作的“闲情”化为一种高雅而平实的、能够为人们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也就是说，是陶渊明使闲情文化得到最完美、最切实、最生动的表现形式；闲情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取向也是通过陶渊明才得到充分的阐释，才得到确定。陶渊明以自己的人格和风格将一种东方文化模式的理想境界呈现给后世文人，他也因此而进入了人们心灵中的圣殿，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从重志节的传统上看，可以说是《礼记•檀弓》中“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老故事的翻版。不过，尽管“兼济”不成而转向“独善”是儒家人生哲学为士大夫规定的退身之路，但促使陶渊明最后“投冠旋旧墟”的，主要还因为他深受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心中有一个庄子式的价值判断：权势、功名、贪欲等都是违反自然的异己力量，个体精神应当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渺小的，而个体精神上的自适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对各利地位声誉的功利追求，远远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况且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的。正因为陶渊明心中有这么一个庄子式的价值判断，抱定了庄子式的审美态度，因此他在由“兼济”转向“独善”之路时，不像许多士大夫那样沮丧，而有一种羁鸟出笼、池鱼投渊的解脱感，有一种大梦初醒似的醒悟感，“觉今是而昨非”。他觉得自己混迹官场是“误落尘网”，是受“外物”所惑而丧失“自我”；而现在，他终于重新找到了“自我”，“复得返自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委曲而累己”。综上所说，“宁固穷以济志”——表现着儒家传统对志节操守的极端重视；“不委屈而累己”——表现着道家传统对精神自由、个体人格的极端推崇。这二者在陶渊明那里通过“不为五斗米折腰”、拂衣归田的行为实践，终于熔铸成一个统一体，共同营构成陶渊明精神框架的主体，揭示着陶渊明思想的底蕴。经过长期的内心矛盾冲突之后，陶渊明在行动上结束了“一心处两端”的局面，他的心灵经过“贫富常交战”的艰难历程而达到了“道胜无戚颜”的新境界，进而实现了新的心理平衡。儒道二家的传统在他的心田中交融，使他的精神面貌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魅力：他既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重视个人品节，又毫不矫揉造作、自我压抑有如汉儒；他既推崇道家的自然之旨，任真自得，追求“真”、“淳”，又不流于颓唐放诞有如元康名士。——综观陶渊明的为人处世，都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个性色彩。恰如钟秀所赞：放浪形骸之外，谨守规矩之中，古今元亮一人而已!(《陶靖节记事诗品》)他既有一身不畏岁寒的劲节，又有一副天子不得臣、王侯不得友的傲骨；既有温良淳厚的心地，时而又露出愤世嫉俗的情怀。世间能有几人将能够“放浪”与“规矩”集于一身而不露斧凿之痕?总之，陶渊明由仕而隐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道路的缩影。他以自己对人生道路的抉择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志节、重精神追求的典范，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及行为经营出一片心灵天地，这是一个经历矛盾冲突之后而达到宁静和谐的境界，是一个清贫寂寞而又充满精神乐趣的境界，是一个真正遗落了荣利、忘怀得失的境界，给后世官场失意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及无限的慰藉。其次，陶渊明以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情趣及生活实践展示了一个人世极深而出世甚远的境界，其中包含着他对人生真谛和生活本质的独特理解和思考，这表现在：第一，“谋道”与“谋食”并重。陶渊明欣然地归田躬耕，固然是他把躬耕垄亩当成是效法古贤的高尚之举，在心理上毫无芥蒂；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地把躬耕自资作为人生的归宿，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人生和劳动持有一种非常质朴平实的看法。众所周知，孔子提倡“固穷”之节，却鄙视劳动，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魏晋以来的士大夫更是“耻涉农桑”(《颜氏家训•勉学》)。陶渊明膺服“固穷”之说，但同时也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孔子“忧道不忧贫”的话“瞻望邈难逮”，可望而不可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不忧贫”，不可能“不谋食”，因此他“转欲志长勤”，决心勤于耕作来解决衣食之虞。他曾写过一首《劝农》诗。在诗中，他委婉地批评孔子不问耕耘、董仲舒不理园事的态度，在他看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尽管他还不可能认识到“勤”未必“不匮”，但是他从“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这一平凡朴素的道理出发，强调人人都应参加劳动，“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些诗句对于古今耻涉农务之辈，实在是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因此，在“谋道”与“谋食”、“忧道”与“忧贫”上，陶渊明采取了一种非常实际的态度。他“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币”(《感士不遇赋》)，他“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之十六)，他叹息“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之二十)——这是“谋道”、“忧道”。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他关心“桑麻日已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之二)，他感慨“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是“谋食”、“忧贫”。可见陶渊明不仅有着“谋道”、“忧道”的高旷襟怀，而且有着“谋食”、“忧贫”的朴素本色。这在以“君子劳心”自别于“小人劳力”的封建文人中是极少见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陶渊明“谋道”、“忧道”并不是不着边际的玄谈空想，他始终把“谋道”“忧道”放在“谋食”“忧贫”的基础上，始终坚定不移地把归隐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实在躬耕自资的行动上，从“躬耕未曾替”的实践中去挖掘“道”的精髓。陶渊明对生活、对人生所持有的独特见解，促使他成为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田园诗生动地表现了他既“谋道”又“谋食”的情景，记录了他在躬耕生活中的种种感受，其中有劳动的甘苦，有劳动者的希望和忧虑，贯穿着陶渊明质朴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既有“谋道”者的孜孜求索，也有“谋食”者的辛勤耕耘。正如钟惺所云：“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幅旷达之语”(《古诗归》)——后世学陶者虽然众多，有几人懂得“田园耕凿”、“一段忧勤”?有几人能集“高人性情”和“细民职务”于一身?这一点，正是陶渊明难以企及之处。第二，集高旷的情怀与淳厚的情味于一身，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有着秋菊般闲远的风韵，有着青松般傲岸的品节，有着幽兰般清雅的气质。后人极其赞赏他的“高”，说他“超然尘外”者有，说他“无烟火气”者有，清人叶燮更是断言：“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原诗》)。然而，陶渊明并不是离群索居的怪人，“胸次高旷”仅仅是他性情的一方面，他并没有“吐弃人间一切”，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陶渊明高于其他隐士之处正在于他没有厌弃人世，没有“吐弃人间一切”，而是以极其宽厚的胸怀拥抱他所生活的土地，以极其淳厚的感情去追求人间世的真善美。在陶渊明的心目中，“人间世”是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的：官场是“非自然”的所在，为名利荣禄而钻营奔竞的人是“非自然”的人；有着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长着稻麦蔬果林竹花草的田园，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耕而食、织而衣的人们，则是合乎“自然”的。因此，酷爱自然的陶渊明对田园、对生息在田园里的人们怀着一种天然的感情。他之拂衣归田，不是因绝望而弃世，而是抛弃虚伪欺诈，走向真淳、平和、质朴的人生境界。他喜爱乡村简朴的生活，只要“园中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之一)，就非常满足；他笑吟吟地聆听父老乡亲们的絮叨，与他们一起分享劳动的甘苦；他乐意和这些朴野直率的人们朝夕相处，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希望与焦虑中，领悟着生活的真谛。他的《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二首等诗篇都流荡着乡村生活特有的古朴情调，“田园真景，令人悠然”(孙人龙《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没有对乡村生活的一片爱心，是写不出这样韵致真旷而感情淳朴的诗篇的。对自己的子女，他也是怀着一副慈父的心肠。他所写的《责子》诗虽然通篇都是责备之词，然而字句间却流露出诗人掩饰不住的慈容笑意，说起儿子的种种顽劣，如数家珍。明人张自烈说得好：“士虽达观，仅可忘情俗累，未有置天性之爱于膜外，如萍梗之适值者”(《笺注陶渊明集》卷三)。他晚年所写的《与子俨等疏》更是一片亲子之情跃然纸上。正是这种“自谓是羲皇上人”的高韵和拥抚儿女于膝下的深情和谐地统一起来，造成了陶渊明独具的感情色调，高旷而不冷漠，深情而无俗情。所以在世人眼中，陶渊明不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人皆可友，人皆可师。第三，执著与通达的统一。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的心并不是一眼干涸的深井，失望、若闷、不平……都会使他心潮起伏。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因“有志不获骋”而悲愤难眠；为了奇托对残暴政治的不满，他写下了热情豪放的《咏荆轲》；在《读山海经》组诗中，他更是“借荒唐之言，吐岔涌之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些诗篇展示了诗人忧国伤时的悲烈情怀，让人们看到了陶渊明性格中执著激烈的一面，“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熹《朱子语类》)对于固穷之节的坚持和对于道义的追求，也同样表现着陶渊明的执著，这在《咏贫士》、《拟古》等诗中都可以看到。对于生命的流逝、物质生活的匮乏，他也“每每多忧虑”，不能无动于衷。可见作为高士的陶渊明对于世事、人生、生命都有相当的执著。然而，尽管陶渊明“并非浑身都是‘静穆’”，尽管有人说他“豪放”、“不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但是陶渊明的性格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那份少有的洒脱、平淡、从容。这主要缘于陶渊明对人生、生活、世事持有一种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