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现实主义

第四章现实主义的复归现实主义概念简述：1、一种写作方式：强调“不折不扣地对素材进行忠实的处理，既不夸大也不贬低生活，而是忠实于生活的原来面目；强调细节描写，不重主观评价。自然主义是它的衍生物（针对“人”的僭越）。2、19世纪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巴尔扎克、乔治·爱略特、托尔斯泰、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针对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乌托邦的重建）。3、苏联文学批评术语，理论依据来自恩格斯的一句话：除细节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客观描写、主观概括、倾向性、人民性、党性）一、现实主义的回归1、“十七年”时期，政治对文学的钳制，极大地造成了现实主义生命力的萎缩，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革命政治话语的肆虐横行，则进一步扼杀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全面失落。2、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对“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清算，新时期文学开始复苏。要求写真实，还文学以生命成了时代性的要求，一大批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揭露文革罪行，呼唤人道主义的作品应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失落的现实主义逐步走向回归。3、80年代上半期，文学以潮流演进的方式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先后出现的主要潮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反思文学使这种回归的现实主义走向深化，而改革文学则是对这种现实主义的时代发展。二、文革苦难的集体言说——伤痕小说1、伤痕小说的概念伤痕小说是发生与1977—1980年间的重要的文学现象，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而以卢新华的《伤痕》为标志，揭示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2、伤痕小说的代表作除了《班主任》和《伤痕》外，影响较大的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记忆》（张弦）、《铺花的歧路》、《啊》（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从维熙）、《重逢》（金河）、《枫》（郑义）、《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生活的路》（竹林）、《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周克芹），还有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等。3、“伤痕”小说的两部分创作主体。一是“复出”作家群或“归来”作家群。如王蒙、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等。其中，可以从维熙为代表。二是知青作家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着文革经历的作家，如冯骥才、周克芹等。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4、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主要代表作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等，内容展示的是文革期间一些受迫害的官员在大墙内（监狱和劳改农场等专政场所）所受的非人迫害以及大墙经历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在当时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题材本身的尖锐新颖，开了“大墙文学”的先河；另一方面是触发了当时文艺的禁区，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悲剧题材问题的讨论。从维熙的创作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内容大多与自身的经历有关，风格沉郁悲壮，但也存在情感外露，理念色彩较浓的不足，影响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5、对伤痕小说的评价①“伤痕”文学对文革苦难记忆的集体言说，客观上促成了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就是说，“伤痕”文学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那种直面现实人生，大胆暴露社会黑暗、针砭时弊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主体意识。②“伤痕”文学继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传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刘心武当时就说过：“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班主任》的发表，使他成为当时“问题小说”的代表人物。③“伤痕”文学由于在当时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与主流政治话语存在一定的共谋关系，因而得以顺利发展。但“伤痕”文学的明确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对“十七年”文学思维方式的延续，即文艺为政治服务。④这使“伤痕”作家们在充分关注“写什么”的同时，忽略了“怎么写”这一困扰后来80年代文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忽略了对小说本体艺术的建构。艺术粗糙，除了史料价值，难以经受时间的过滤。三、知青经验的历史回顾——知青文学1、知青和“知青文学”的概念知青，指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期间，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8年），大批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或自愿、或被迫下放到农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文学。两种观点：一、反映知青生活和经历的作品；二、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以前一种观点为主要。2、主要的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主要有韩少公、郑义、郑万隆、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孔捷生、王安忆、李杭育、叶辛、竹林、陈建功、卢新华、铁凝、李锐等。3、知青文学的三个阶段1）知青伤痕小说。主要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对知青伤痕小说的评价。早期知青小说属于知青“伤痕”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先声，它们通过对文革苦难的集体言说，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但早期知青小说的自身缺陷决定了它的存在不可能持久。这包括两方面原因，一是艺术上的幼稚粗糙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除了最初的情感宣泄功能外，难以获得艺术美感。二是缺少对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的审视，而仅仅从文革本身来发掘“伤痕”的原因，无力触及“伤痕”背后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显得片面肤浅。2）知青反思小说。主要作品有《桑树坪记事》（朱晓平）、《飘逝的花头巾》、《轱辘把胡同9号》（陈建功）、《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南方的岸》（孔捷生）、《绿夜》（张承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等。对知青反思小说的评价：知青反思小说是对知青“伤痕”小说的深化。在经历过最初的狂热的情感呐喊后，知青反思小说开始走向冷静深沉，感情倾诉的成分减少，理性思辨的色彩增厚。从表现内容上讲，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不再局限于对文革“伤痕”的简单展示，艺术视点复杂多样，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地拓展。艺术审美上，小说文体意识开始觉醒，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发展。3）知青文学的开放和深化期。以1984年阿城的《棋王》为标志，知青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知青写作的视点已不再局限于知青活动本身，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而是从知青本身出发，把知青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对知青进行剖析，再认识，实现了从“审史”向“自审”的转变。代表作有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梁晓声的《雪城》等。90年代以来，关于知青经验的历史回顾时有浮现，并涌现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如梁晓声的《年轮》、叶辛的《孽债》、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还有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草原启示录》、《魂系黑土地》等，这是80年代知青文学的历史延续。四、“归来者”的历史沉思——反思文学1、反思文学的概念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先是与“伤痕”文学交错并存但很快取代了“伤痕”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文学思潮。它是借文学表达对历史的思考，探究历史悲剧的根源，进而总结现实经验教训。2、反思文学特点：（1）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2）理性思辨色彩浓厚。不同于“伤痕”文学泛滥式的情感倾诉，反思文学则以冷静的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灾难。（3）文体意识增强，是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开始。反思文学进行了新时期最早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推动了新时期小说文体的解放。3、主要代表作品短篇《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高晓声）、《月食》（李国文）、《小贩世家》（陆文夫）、《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我是谁》（宗璞）、《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中篇《布礼》、《蝴蝶》（王蒙）、《河的子孙》、《绿化树》（张贤亮）、《美食家》（陆文夫）、《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长篇《芙蓉镇》（古华）、《活动变人形》（王蒙）等4、王蒙的作品1956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和2004年的《青狐》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蒙的创作特色：①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②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③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④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⑤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⑥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对《布礼》的分析中篇小说《布礼》完全可以看作是王蒙的精神自叙。主人公钟亦诚有着与王蒙几乎一样的经历：少年时代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57年因发表诗歌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在接踵而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折磨屈辱直到文革结束平反。小说着重展示了钟亦诚在这一过程中痛苦裂变的心灵历程，表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深切反思。但贯穿始终的是主人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体现出王蒙一以贯之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4、关于张贤亮。张贤亮1957年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经受二十多年苦难，直到1979年平反并重新走上文坛。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复出后的作品，除了一部分表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等，参与了当时改革文学的浪潮，其余的作品大多与文革历史创伤记忆有关，如《刑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习惯死亡》，以及写于90年代的另一部长篇《我的菩提树》等，这部分作品代表了张贤亮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对《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分析。这两部作品对主人公苦难历程的展示，伴随着完整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惊心动魄。右派分子章永璘在动乱年代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刻骨铭心的饥饿感、性的饥渴和精神的空虚迷茫，最终由一个富于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蜕变为动物化、非人化的事实。不同于一般作品对这种“事实”的放大描写，作品重点表现章永璘在这种苦难环境中的自我超越，即实现由动物化、非人化向正常人的回归。作品试图从生理和精神两方面来表现主人公的“自我超越”。生理上，章永璘所遇见的两个女人马樱花和黄香久，不仅满足了他在灾难年代里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要，而且复活了他身上的正常人性：马樱花使他由狼孩还原成人，而黄香久则使他由半个男人变为真正的男人。精神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与信仰，章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