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第六讲

第六讲中国古代史学与典籍马克思、恩格斯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中国是个史学的国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此言不差。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着如此历史悠久、绵延不绝，卷帙浩繁的史册。一部二十四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史学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无比璀璨丰厚的历史文化宝库。关于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各方面的事情以及各种学术成果和一切制度、风俗等。历史学，也叫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第一节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史学先秦：《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秦汉：《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后汉书》、《三国志》一、先秦史学概述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开始时，“巫”、“史”不分。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起，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西周、春秋时期的主要史籍是《尚书》和《春秋》。《尚书》是较早而且更具有官方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皆殷、周王朝的大事。是研究我国古史的重要典籍。春秋末，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编撰成《春秋》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也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史学家。《春秋》记载史事还非常简单。有时仅一个字如“晦。”《春秋》中带有孔子的爱憎好恶、寓褒贬于其中，所以有孔子“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战国时，人们对史事的考订也开始予以重视。战国时，私人撰史有了很大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史书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左传》是解释《春秋》的，故亦称《春秋左氏传》，传为左丘明作。全书18万字，按照年月次序即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了春秋259年的历史（起于前722，终于前464，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到前454年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该书每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国语》，相传也是左丘明所著，共二十一篇，主要记载春秋时各国贵族的言论，是国别体的记言史书，记述了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至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间的历史。《战国策》，是现存战国时期惟一一部具有系统性的史书。其内容上接春秋，下接楚汉的兴起，共叙事245年。全书共十卷，计分西周、东周、秦、齐、楚、魏、韩、赵、宋、卫、中山十二国策。主要记录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因为同时代并无其他史书，所以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记载的有关战国史事，多取材此书。《汉书·艺文志》把此书与《国语》并入杂史类。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来史学的开山，而且把史学从少数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掌握；并把史学作为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忠实于历史）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的榜样，像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行为，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二、秦汉史学秦“焚书坑儒”，一场文化浩劫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把许多珍贵的古典史籍烧为灰烬，大大阻碍了我国史学的发展。两汉史学比之先秦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大的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出现，产生了司马迁用了20余年的时间写成《史记》。后世史家评价，《史记》做到了“不虚美，不掩恶，其言直，其事核”，发扬光大了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纪传体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主人，因此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均采用这种体例。纪传体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并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但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不能全面，前因后果也不容易说清楚。《史记》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526500字。卷帙浩繁，内容博大，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人物，无所不包。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间约3千年的历史。班固和《汉书》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父班彪，撰《史记后传》65篇。班固继承父亲遗志，决心写一部汉朝断代史，历时20余年。其时外戚、宦官争权，班固被株连，死于狱中。其妹班昭（即班大姑）与史学家马续补写《八表》和《天文志》，完成了全书。班固沿用了《史记》体例而略有改动，写出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汉书》所记，从汉高祖元年（前206）起，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2年）止，计228年，包括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汉书》“世家”而并入“列传”，改“书”为“志”，整齐为“纪”（“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四种体例，而纪、传则是这种体例（裁）的主体。在班固以后的史书，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有传。凡属于这一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汉书》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整。特别是它的“十志”，取代了《史记》八书，但有重大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补充了新内容。比如《艺文志》，记录了西汉官府藏书，分析了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图书总目录。纪传部分内容详实，远胜于《史记》。《汉书》是《史记》以后正史中最优秀的史学名著。但班固严守尊君思想，缺乏批判精神，思想性比《史记》逊色。两汉时期较有影响的史学著作还有：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史略》、东汉末年荀悦撰写的《汉记》、赵晔著的《吴越春秋》等，都给后世留下十分宝贵的资料。《史记》、《汉书》都是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它们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在公元前2世纪，全世界还没有出现像《史记》这样规模宏大的史书。三、魏晋南北朝史学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较两汉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的“百花齐放”的时代，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四十多部。就史书门类而言，除纪传、编年体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牒、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与《史记》、《汉书》并列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皆成书于这个时期。另外，如沈约撰的《宋书》、萧子显撰的《南齐书》、魏收撰写的《魏书》，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陈寿和《三国志》陈寿（233-297），今四川南充人。撰《三国志》，共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阐述了自184年黄巾军起义至280年晋灭吴97年的历史。《三国志》一书的优点是：（一）立言有识，取材谨慎，对统治者也敢于直言批评；（二）文笔质直，叙事简明。当时人对这部书评价很高，认为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范晔和《后汉书》范晔（398-445），今河南淅川人，世代为官。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他开始创作《后汉书》时，年仅27岁。他一直经历文武两途，直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的史学观点较班固大为进步，在体例上也较《汉书》有所发展。他在纪传体史书的基础上，创立了《列女传》、《文苑传》。列女传是表扬一个时期各个方面的优秀妇女，不区区限于贞节，这是范晔眼界高于一般人之处。此外，他还为“遗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立传，皆前史所未及设，而又应该设立的。第二节唐宋史学《史通》——《通典》——《五代史》——《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一、唐代史学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等，对史学高度重视，对唐代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朝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唐代编成的正史特别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就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是我国纪传体正史中的名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隋书·经籍志》，它把以前的著述，全部收录其中，并正式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我国的目录学，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直到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见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比如刘知几的《通史》、杜佑的《通典》，为史学开辟了新路。刘知几和史通刘知几（661-721），今江苏徐州人。17岁前，已遍读史书，曾长期担任史官。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的《史通》，是史评杰出的代表作。《史通》20卷，内容广泛，论及史书编撰、史学家修养、史学准则、史学史、史学流派等问题，而且特别评论了史书编撰中的体例、书法、史料、行文和史家修养问题，是对唐代以前史学理论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确立。刘知几从理论上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问题。他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所谓“史才”，是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是指历史编撰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知识，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历史学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后来，清代章学诚在“三长”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史德”。所谓“史德”，就是高尚的道德。总之，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也是史家的奋斗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杜佑和《通典》杜佑（735-812），今西安人。他穷30年之精力，于801年成《通典》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学专著。该书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八门，记载了从上古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通典》叙述历代典章制度，内容翔实，源流分明，既弥补了历代史志所遗漏，又贯通古今。特别是把“食货”放在首位，所谓“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表明其进步的史观和卓越的史识。二、宋代史学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事。在通史、当代史的编撰和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1086），今山西夏县人。他为了从历代兴亡中为封建帝王提供经验教训，以资借鉴，而成此书，宋神宗阅后大喜，认为此书“鉴往知来，有资于治道”，于是御批为《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于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鉴于司马光的巨大成就，人们把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为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夜以继日，历时19年，穷毕生精力始完成此书。全书共294卷，目录和考异各30卷。“通鉴”叙事长达1362年，是《史记》之后包容最长的通史之一。它以政治为中心，较全面地反映了历史。其优点在于：一是史料价值非常高。它所保存的许多历史资料，其中大部分是今天看不到的。二是体例严谨，脉络分明，详而不芜。尤其是该书出于众手，文字风格却如出一人，实属不易。三是语言简洁，文笔生动。郑樵和《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南宋史学家郑樵以一人之力写出了长达200卷且富有创造性的纪传体通史《通志》。郑氏功力最深的得意之作是“二十略”，“略”即各史的“志”，包括民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总而言之，它把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乃至昆虫、草木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汇集进去了。从而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史学著作是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喜欢读《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