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参与

1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参与一、理论背景政治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关于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人们对政治参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本文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出发，采用陶东明、陈明明对政治参与下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1〕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是社会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领域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对社会分层是这样解释的：“组成某一社会体系的个人，在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们被看作较另一个高些或低些。”〔2〕社会分层的变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即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指标，如经济收入、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等，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结果。政治参与和社会分层二者都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政治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在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后，市民社会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广泛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经济时代，缺乏市民社会基础，基本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西方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视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很自然得出“人民民主”这一政治性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参与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看，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阶层分化程度很低，阶层结构僵化。现代社会结构则具有开放性，社会阶层分化的合理程度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的关系。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不均等分配。因此，二者本质上都是关于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的分配问题。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政治系统保持良性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持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转型的大背景的产物，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主义暂时无法消灭的，是实行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分析的起点。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的体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结构的重大的变迁，给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减轻了非常态政治参与对阶层分化秩序的危害。因此研究阶层结构变动与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形成合理的阶层结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比较分析及其政治内涵按照依附关系（relationofdependence）〔3〕,可以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三分式阶层结构。按照等级关系（relationofordering）〔4〕，可以把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个高低有序的阶层，即所谓的三阶式阶层结构。无论是三分式阶层结构，还是三阶式阶层结构，其本质都是一种身份制的社会。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体制，群体的形成主要是根据他的血统（出身）、职业特权身份、政治身份和阶级成分为标准，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单位之间的壁垒森严，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了很强的刚性的特征。各个社会群体打上了先赋性烙印，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重重。很显然，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现代社会结构的普遍规律，给我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经济始发型”改革，从所有制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入手，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最核心的就是社会阶层开始分化，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现阶段我国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就客观要求社会流动的加强。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阶层经过不断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新的阶层结构与利益格局。中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3（1）各个群体内部的层化现象明显，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增强。（2）阶层之间相对开放，刚性结构向弹性结构转化，社会流动加大。（3）出现了一些新的群体。〔5〕我国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并非简单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结构的转变，它折射出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社会被高度的国家化，社会权力相对萎缩。再加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脆弱，阶层结构僵化，流动性差，无法为政治参与提供良性的社会基础。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拒绝社会群体的流动，公民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缺乏政治参与的内在的利益驱动。现代政治学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认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建国初期作为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公民政治参与很快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代替，不是公民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而是公民被运动、被动员，因此真正的参与已不存在，属于典型的动员型参与、“倒政治参与”，群众已经丧失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我国的政治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了适度的分离，社会的自主性开始增强，反映在阶层结构上便是阶层开始分化，政治资源开始由高层流向低层，由于公民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感有所提高。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公民的政治参与日益成为中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政治参与的双重效应分析当代中国所发生的阶层结构变迁，从利益的分析角度看，实质就是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使得人们政治参与的动机及对政治体系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型，使得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从原来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认同中摆脱出来，社会策成员的利益意识日渐成熟和理性化，为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日益扩大，阶层之间的摩擦更加明显，不同阶层对政治体系的不同要求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巩固和维持已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我国政治参与正常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可以4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一）阶层分化带来了参政主体——公民意识的嬗变政治参与主体是指介入政治过程的公民或公民团体，在对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主体是个至关重要的基本范畴，是进行政治分析诸多变量的一个最为丰富的变量。社会阶层分化给我国的政治参与主体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第一，阶层分化强化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内在的基础。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精神、非依附性和非盲目性，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相互关系是社会利益状况分化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社会利益竞争的大舞台中，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处于大体相同的社会地位，追求大体相同的社会利益，处于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这样便可能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进而形成一定的利益阶层或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平等，随着阶层意识的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增强,公民参政不再被视为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参政不再是一种被动、盲目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6〕这与民主的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公民参政观念的嬗变，为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观念的支撑。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别对政治参与主体的社会影响分析。不同阶层反映了一个人收入的多少、职业地位的高低和受教育水平的程度。阶层归属感的不同是现代社会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产生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和政治参与之间关联度十分明确。〔7〕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体现出的经济地位越高，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便越强，他的政治参与欲望也会随之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程度也不同。顾善杰把中国人的需求分为九个层次，低收入阶层往往更加关注物质生活状况，而政治权利作为一种在普通公民看来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在经济地位还不高的阶层看来，政治参与的欲望往往并非十分的强烈。〔8〕我国现阶段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不断扩大，使得物质财富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独立力量。企业家、外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高收入阶层凭借掌握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现实生活5中，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生产力，往往为之开绿灯。在优势地位阶层日益成为政治参与的显著力量时,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由于经济收入低下，劳动型利益阶层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关注要远远超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层面对这部分阶层而言显然是间接的，他们的政治参与功效感明显不足。这部分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利益认识不足，很多人游离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倾向，因为政治参与利益的认知是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社会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已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如何吸纳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已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二）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公民团体是政治参与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构的确立，单一的公有制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整体格局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强化了人们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向政治系统表达所在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日渐活跃。各类新生团体开始成为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主体，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力量，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主要实现形式。改革前，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社会群众团体尽管早已存在，但由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的控制，社会团体组织的自主性很差，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育，各类社会团体往往是作为一种准政府组织的身份出现，还远远不具备一般社团应有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和功能。1978年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有了很大的收缩，权力资源开始由国家流向社会，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正在提升，对利益的综合、表达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影响当地政府决策方面已具有相当的能量。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各类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功能的发挥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各种社会团体的发育，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阶层、群体背景越来越浓，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社会团体把分散的社会个体整合起来，社会成员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6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再次，公民加入社会团体后，个人行为受到团体纪律的规范和制约，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确定因素还很多，阶层分化还只是刚刚开始，社团组织的发育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新出现的阶层群体的利益，如城市农民工，还没有哪个专门的组织团体来代表。已有团体的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也较低，社会团体对成员的政治参与行为的整合力度不够，社会团体的稳定性较差。（三）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政治参与模式的转换分析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