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

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朱维铮常识引出的疑问西汉武帝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史上无疑属于那种重大事件，即使最简单的通史著作也不能不写上一笔。这一笔的写法。这一笔的写法，也早已定型，即说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此说已经如此流行，以致成了一种历史常识。然而，常识并不总等于真理①。人类认识史早就反复证明，有些所谓常识，似是而非，往往令人由轻信它而走向谬误②。其实，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出现。例证不必远举，还在这个世纪的早期，易白沙批评汉武帝利用孔子做傀儡，列过一份“为之倡筹安会”的十君子名单，董仲舒便屈居第四③，说明他不以为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议者。六十年代前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关于此举过程的叙述，也与别的通史著作不同，尽管仍说董仲舒首倡其议④。也许由于这些异议在结论上似乎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云云没有明显不一致的缘故吧，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因而前面的说法作为常识的尊严便保持住了⑤。不过事实是不讲情面的。当我们仔细查核有关独尊儒术历史的文献记录以后，便只好承认，所谓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流行结论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流行结论，最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一个简单的事实引出了疑问。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建议的时间，几乎所有通史著作都系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那时，刘彻由太子而即皇帝位，只有半年，才举行正式的登极典礼，年龄多大呢？十五岁⑥。虽说在这以前，他已做了八年皇太子，受过预备做皇帝的各种教育，但终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毫无实际的政治经验。这样一个少年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一个少年，即使作为储君，可以提早行冠礼，在古人眼里也不算成人，居然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不也可说违反常识吗？逻辑推论当然不能代替事实考察。汉武帝号称雄才大略的皇帝，与秦始皇堪称伯仲，不待说也可由上述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推论，说是那恰好证明他从少年起在政治上便有非同常人的天才。清朝以来的许多论著，将独尊儒术归功于或归咎于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看来就是出于这样的同样可说成是不顾常识的假定。于是，我们只好从头开始，对最初的矛盾记录重作清理。时间记录的矛盾讨论我们的题目，目前还只能依据文献所提供的原材料。而主要的文献，自然是《史记》和《汉书》。作为刘彻的同代人，司马迁的目击记录。司马迁不仅熟悉建元至天汉四十年间的宫廷政治内幕，而且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今上”很不佩服。因而，他的目击记录，属于最古老的，其可靠性难以怀疑的原始材料。但出于现在还不太明白的原因，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位大史学家留下的却多属碎金断玉。譬如他给自己的先生董仲舒，只立下短短三百来字的小传，并且只允许董仲舒附于“儒林”的骥尾。他甚至没有提到那篇令西汉经学家们五体投地的“举贤良对策”，尽管那时“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⑦，似乎写此人不会触犯禁忌。大写儒术独尊史的是班固。大写儒术独尊史的是班固，或者是他的父亲班彪。他们满怀敬意地给董仲舒另立专传，还不辞辛苦地抄录了董仲舒三篇对策的问答全文。正是他们，断言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主持者⑧，而董仲舒是这场大事的发动者⑨。然而，也正是他们，就这同一件事情，记载自相矛盾，给后代学者的叙述带来混乱，以致尽管清代以来为弄清事实有过许多考证，但至今仍有再加考证的必要。要确定董仲舒是否首先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但就是这个起码的事实，《汉书》便有不同说法。作者替汉武帝在位期间编写的大事记，曾明白的说汉武帝策问贤良的那篇诏书，发布于元光元年（前134），并指出董仲舒、公孙弘都在这一年应诏对策⑩。但作者替公孙弘作传，却说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130），还指出汉武帝亲自确定公孙弘对策为第一。到了董仲舒的传记里，时间却变成不确定概念。司马迁记载董仲舒的履历，有这样一句话：“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根据上下文看，时间当在建元六年（前135）以前好几年。班固或者班彪照抄《史记》原文，却在中间插上一长段话，先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里不说对策时间，又说“前后百数”，显然故意含糊其辞；接着全文引用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然后又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下文又抄袭《史记》，显然是告诉读者此次对策在建元六年前。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在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叫人该相信哪一种呢？不妨核对一下《史记》的有关记录，据我初步统计，《史记》提及建元初至元光末汉廷招贤良文学的活动，核对一下《史记》的有关记录。凡有九处。记录虽然都很简单，却可得知这十二年里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贤良的年份。其中有两个年份无可怀疑，即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第三个年份，即元光五年（前130），却有疑问，因为记录仅一则，内容为公孙弘再度被郡国推举应文学对策，而事情与元光元年的两则记录重复。由此可以判断，此则记录的系年，元光五年当是元光元年之误。就是说，根据《史记》，汉武帝初期招贤良文学，实际只有两次，即登极那一年和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汉书·公孙弘传》说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第一的那一次，在时间上沿袭《史记》的误记，将同一事件分记于两年。尽管《史记》没有说到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但由于班家在西汉末曾得到皇帝赏赐的宫廷藏书副本，因此《汉书》所录三篇对策的真实性，可以不必怀疑。现在只需要推断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究竟在建元元年呢，还是在元光元年？以前，我曾经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认为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都应在建元元年提出，因而认为《汉书·武帝纪》把他们应诏对策系于元光元年，是搞错了时间。但经过再核查原材料，感到自己其实也犯了过分相信清人考据的错误。过分相信清人考据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以前判断董仲舒在建元元年被举贤良并提出“天人三策”的主要依据，为《史记·儒林列传》的一段叙述。《史记·儒林列传》的一段叙述，不妨引录如下：“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据行文的语气，“自是之后”云云，很容易理解成下文所开列的名单，就是建元元年应诏的主要贤良，当然也包括董仲舒。但细查则不然。在这份名单中间，可以确定在建元元年应征的，只有辕固生一人。申培公在武帝初也曾应征，但身份不是贤良，而是以赵绾、王臧的老师身份被特邀到朝廷“议明堂事”。其他诸人，不是已经死了，便是毫无在建元元年应诏的证据。因此，这段叙述所说“自是之后”，只能理解成为一段解释性的插话，意思说从汉武帝即位招致贤良文学以后，“五经”的官方解释，来自那几个儒者的传授，并非说这几名儒者就是被举的贤良代表。第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任博士，《史记》《汉书》都没有这以后他曾被免职的记录。而从汉文帝以来，应征的贤良，通常的出路就是任博士，即做皇帝的顾问官。所以，董仲舒已在博士任内，再被举贤良，是说不通的。董仲舒已在博士任内，再被举贤良，是说不通的。而司马迁在叙述董仲舒做博士后，接着说“今上即位，为江都相”，就行文看只能理解说他升了官，时间也可能不是建元元年，因为那时的江都相还有郑当时。第三，就《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举贤良对策”不可能是建元元年的作品。“举贤良对策”的内容来分析，不可能是建元元年的作品。尤其是第三策的结尾，公然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后“邪辟之说灭息”云云，在窦太后正在严密监督少年孙皇帝一举一动的建元初期，董仲舒居然有此胆量提此建议，却没有因此得罪，反而升了官，简直不可思议。所以，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只能说是元光元年。不妨举一旁证旁证。汉元帝时统治集团内哄，刘向害怕同党肖望之等中谗被杀，上书劝皇帝学列祖列宗的样，对待有罪的大臣要宽容，举了四例，其中一例即董仲舒，说是汉武帝没有因董仲舒私著灾异书而杀他，结果“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所谓定议，无疑指“天人三策”、“以《春秋》决狱”之类。刘向将这些“有益天下”的建议，都说是皇帝不杀有过之臣而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是因它们的提出时间都在建元六年董仲舒下狱被赦以后。西汉儒术的先驱司马迁说过：“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他描写的情形，当然不止出现在历史上，更其存在于西汉中叶的现实中。但他引用孔子的话，以为两派互相贬损，乃是由于“道不同”的缘故，却未必尽然。拿司马迁熟悉的时事作证。被封为河间王的刘德，可谓儒学的纯正信徒，不就因为“经术通明”而被“乡儒术”的仁弟汉武帝逼死了么？可见道相同也会“不相为谋”。道相同也会“不相为谋”。不过，司马迁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司马迁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谓罢黜百家，从根本上说只是罢黜一家，即罢黜“学老子者”；而所谓独尊儒术，也是对抗“世之学老子者”。这里不拟讨论西汉统治思想的变迁过程。但为了解决本文开头提到的疑问，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概况也有必要。事情要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说起。如所周知，那一年与秦争帝的齐国在秦兵面前不战而降，“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然而统一伊始，要不要重新分封子弟同姓做侯王的辩论，便在秦朝统治者中间展开。荀况的学生李斯坚持一种主张，即当务之急在于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一统皆为郡县”的新现实，“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为了政治统一的稳定，为了经济统一的进展，必须得到思想统一的保证，这个任务就被李斯用粗率的语言说出来了，而得到秦始皇用略为文雅的语言予以肯定。同样如所周知，面对怎样实现“天下无异意”。怎样实现“天下无异意”的问题，秦朝统治者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失败。他们本来以为，只要把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只要严禁各种派别的“私学”继续流传，便可消灭人们关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回忆，便可保证秦朝的帝业由一世传到万世。然而，正如黑格尔评论秦始皇烧书时所说的，“这次焚书得到了到处相同的结果，就是那些重要的典籍仍然被保全了。”而被秦朝统治者渗进五德终始说的法家学说，即所谓“法教”，作为历史上首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秦朝的消失而被挤到后台去了。接着登场的是黄老学说。它经过曹参提倡，在西汉文景二帝在位的那三十多年里盛行。黄老学说的经典是《老子》。西汉统治者重视的不是老子的“学”，而是老子的“术”。但西汉统治者重视的不是老子的“学”，而是老子的“术”，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因而西汉前期尽管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老子》学说的名作，却留下了不少有关皇帝对老子以阴柔为主的统治术揣摩得相当精熟的记录。拿文化政策为例。表面看来，从曹参废除挟书律以后，统治者崇尚黄老，却并不排斥其它学派，如汉文帝时朝廷曾派太常掌故晁错专程去济南向做过秦博士的伏胜学习《尚书》。其实呢？崇尚黄老，就意味着把它当作一种尺度，要求各派学者都不得逾越它的规定。汉景帝时儒学一派的博士辕固生，因讥讽《老子》，而被盛怒的窦太后强迫去同野猪搏斗，便是好黄老术的统治者对待异说的宽容限度的注脚。然而单靠权术不能满足王朝统制思想的需要。粉饰绝对君权，黄老学说却显得不中用。权术终究不能满足王朝统制思想的需要。如同秦始皇一样，刘邦以来的西汉君主顶关心的是自己宝座的安稳与威势。在他们眼里，学说的价值，要看它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有用程度而转移。旧扫帚使用年代久了，他们决不惮于再换一把。老子教统治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以在西汉前期成为时髦治术，一大原因在于刘邦出于短视而给子孙留下的隐患未除，那就是他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王，结果那班刘家无赖儿郎，非但没有如刘邦预想的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反而凭借优越的天时地利，接连成为割据者乃至帝位觊觎者。汉文帝因偶然的机缘登上帝位，外惧强藩，内惧权臣，“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很自然地倾向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