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费希特的这个演讲系列，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在研究这部著作的时候想把我们的课题划分为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现在就让我们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一、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大家知道，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终生都坚持法国革命的理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理性王国。即使在这场革命处于低潮，共和政府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也向他的友人们明确地表示：“很显然，从现在起，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才能是正直的人的祖国，而正直的人也只能为这个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从现在起，不仅人类的殷切希望，而且人类的现实生活都是与这个共和国的凯旋连结在一起的”[1]；“在我看来，最确实的事情在于，如果没有法国人取得巨大的优势，并且在德国，至少在它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进行根本的变革，那么，任何一个深知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作自由思考的人就都决不再会在若干年内找到德国有一个栖息的地方了”[2]费希特把自己视为生活在理性王国里的世界公民，甘愿把法兰西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公民的立场，他曾经赞扬过为法兰西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波拿巴·拿破仑将军，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能指挥他的军队，而且也能指挥敌人，因为他总是懂得把事情安排成这样：敌人恰好做他希望他们做的”[3]。但是，从拿破仑1799年11月9日担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起，费希特就不再以世界公民的立场对法国政局演变发表评论了。他对巴黎发生的事情作了冷静的、长期的观察。他看到了拿破仑镇压民主派和起用保皇派、清洗保民院和恢复世袭制，看到了拿破仑把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欧洲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犹如一只翱翔在欧洲上空，寻取猎物的秃鹰。一言以蔽之，费希特最后认识到，拿破仑决不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而是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的篡夺者。因此，在1804年12月2日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给拿破仑加冕以后，费希特在自己的著述活动中就逐步展开了对于这个篡权者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如果说费希特在1805年的哲学演讲里也只是应用以古喻今的方法，暗示拿破仑属于暴君之列[4]，并不尊重人类[5]，那么，在1806年法国与普鲁士的矛盾加剧，弗利德里希·威廉三世决定对拿破仑开战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则不仅见诸文字，而且也诉诸行动。4月至7月，针对《普鲁士家中常客》杂志宣扬的普鲁士沙文主义，他撰写了《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的谈话录第一部分；8月至9月，写出《把激动人心的雄辩能力用于当前的战争》、《对德意志战士的演说》和《略论一个当今的无名之辈》，希望振奋民心和坚决抗敌；9月19日上书普鲁士国王，请求担任随军宣讲师，虽然这个申请未被批准，但费希特的爱国热忱感动了众人；10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德战胜普鲁士军队以后，经普鲁士大臣哈登格同意，随他的友人、国王的御医胡弗兰德退到柯尼斯堡，以便在那里能够继续自由地思考；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的时候，相继研究了马基雅维里和裴斯泰洛齐，写出《论英雄主义》、《对于政治问题的考虑》、《德意志共同体》、《论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的谈话录第二部分和《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研究》，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弗里兰德击败俄国军队，占领柯尼期堡以后，费希特又辗转到哥本哈根，在那里一直等到7月12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才于8月19日返回柏林。费希特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这些论著为他在12月13日开始作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做了准备。具体地说，他的这些论著已经给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解决了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一）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费希特把世界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会在人类中得到实现的信念，而把爱国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这个目的首先会在我们是其成员的民族中得到实现，然后将所得的成就从这个民族传遍全人类的信念。他所说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像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讲的，就是人类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中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自己的一切关系，或者说，就是建立理性王国；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普遍原理，它将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费希特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世界主义，相反地，世界主义在现实中势必会变成一种以建立理性王国为宗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毫无作为，而是会突然表现出来，按自己的方向进行工作和发挥作用，但是，它只能影响它作为活生生的力量直接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以自己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法律，在自己的界限内不断地引导它发生影响的活动。所以，费希特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6]。这样，费希特就以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性，一方面与脱离文明大道、放弃人类目标的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与超越民族疆界、侵犯他国人民的世界霸权主义划清了界限。（二）关于时代的演变。在费希特看来，在法兰西民族那里，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代之而起的是对内镇压民主、对外发动侵略的拿破仑帝国；“这个篡权者为他自己利用了他从他的敌对者那里掠夺来的种种东西”[7]。在德意志民族这里，违反理性的利已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道德品质就越坏”，而“只有在低等阶层当中，由于受到高等阶层的压迫，还能保持一些诚实性”[8]。他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规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德意志民族这时已经走完了第三个阶段，即恶贯满盈的阶段，而正在转入第四个阶段，即理性科学的阶段。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人类发展中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模糊的合理本能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本能曾经鼓舞为数不多的出众人物，借助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塑造人类。随着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本能逐渐衰退，而且这些有独到才能的人物已经死绝；因此，对人类来说将不再可以指望他们”。“代替这种模糊的、神秘莫测的天才人物的是科学；自从理性不再作为模糊本能，以直接生命的形式发挥作用以来，理性就以自身的统一性，通过概念得到了明确的贯彻。科学的这种出现甚至就是合理本能衰减和消失的原因，因为这种本能实质上是预先为理性科学作准备的能力”。“因此，科学及其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在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除了它以外，人类决不可能设定任何其他目标”[9]。所以，尽管时局有变迁，但费希特过去作为世界主义者视法兰西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的立场和他这时作为爱国主义者献身于传播理性科学的德意志祖国的立场，却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三）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和语言。针对德意志民族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奥地利与普鲁士当时那种在败北以后国破山河碎的景象，费希特写道：“普鲁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分离是人为的，是基于一些任意的、由偶然机遇造成的安排；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的分离则是基于天然的东西。使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分离开的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特点，这些共同的东西把德意志人相互统一起来”[10]。在他看来，德意志人的祖先就拥有这样的特点：严肃认真、坚韧不拨、谋求正当收益和对事物穷根究底；他希望这样的民族特点首先能在普鲁士突现出来，然后在整个德意志民族得到恢复。为了在民族危难时刻能长自己的志气和灭敌人的威风，他甚至借用马基雅维里在自己的时代对法国人和德国人作出的对比，从这位佛罗伦萨人的著作援引了这样的文字：“法国人不能忍受持久的劳顿和辛苦；“遭受不幸，他们就十分谦恭，时来运转，他们就狂傲无礼”；“他们变化不定，是轻浮的货色”[11]。而关于把德意志人相互联系起来的共同语言，他是从人类进入理性科学时期的角度考虑的。他写道：“在德意志人当中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科学，它积淀于他们的语言里；可以相信，有力量创造这种科学的民族也有巨大的能力去把握被创造的科学；只有德意志人会希望这么做，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种科学，拥有他们可能由此得到的对于时代的理解，从而能认识到这就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12]。（四）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途径和意义。在费希特的视野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并不单纯是德意志民族的事情，而且同时也是人类如何从它发展的病态阶段进入健康阶段的问题，即人类如何从利已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进入自觉的理性进行统治的时期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是：“科学是治愈病人膏肓的人类的唯一手段”，“科学的目的是让人自由地获得真理和实在的根据”[13]。当具有那种民族特点的德意志人能以这样的理性科学塑造他们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们的民族也就得到了复兴，即进入了理性科学昌盛的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费希特并不寄望于那些在恶贯满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而是寄望于质朴无华的后代。因此，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新人的教育。他肯定了裴斯泰洛齐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这位瑞士教育家发现了能够教育出掌握理性科学的一代新人的唯一办法，因而“他也发现了医治整个人类的唯一办法”[14]。费希特批评了迄今的教育制度，主张用他倡导的民族教育重新塑造德意志民族；他同时把这样复兴德意志民族视这整个人类的事业，向世人明确地指出，“如果德意志人不能拯救人类文明的现状，那么，另一欧洲民族也几乎不会拯救这种现状”[15]。（五）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费希特正像他在过去已经认识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一样，这时也深知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首要前提。理性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如果它所获得的成果无法加以公开传播，德意志民族怎么能得到解放和复兴?因此，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抨击现行的书刊检查制度，建议当局取消这种扼杀理性的自由发展的制度。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讲空话、讲套话的文字肆泛滥，讲实话、讲真话的著作则受到了压制。他写道，“现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除了会说每个人都能背诵的话语之外，就不知道说出任何其他东西的人们，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许如其所愿地使用大量纸张；但是，一旦确实存在理应说出的新思想，书刊检查官则不能立即理解它，并且会发生误解，以为它会包藏着一个在暗中留给他的毒物，所以他为了安全起见，宁愿把这种新思想压制下去”[16]。他把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加以对比，要求当局能够提供三百年前罗马教皇公开承认的那种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费希特返回柏林以后，就致力于整理这些研究成果，亟欲将它们传播给广大听众和读者。虽然由于接受普鲁士大臣卡·弗·拜梅(K·F·Beyme)的委托，起草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因而这个打算未能及时实现，但他很快就又回到了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准备工作上来。在11月，费希特不仅与出版家格·安·赖默尔(G·A·Reimer)商妥了出版这些演讲的办法，而且在《柏林政学消息报》上发表了两次通知，告诉听众，他将于今年冬季的每个星期天12时至下午1时，在柏林科学院园形大厅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作为前三年所作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继续。12月10日在即将开讲的时候，费希特把他逐讲发表此书的方式通知柏林高等宗教监理会主席阿·弗·冯·舍费(A·F·vonScheve)，请这个书刊检查机构予以协助。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费希特深知这是一项需要冒极大风险的工作。这是因为，纽伦堡出版家约·菲·帕尔姆(J·Ph·Palm)在1806年刊印过一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的德国》的小册子，由于不愿坦白交待这本反法著作的作者姓名，已被拿破仑下令枪决，而在当时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因而还驻扎着法国军队。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