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小说评点麈谈

1清后期小说评点麈谈【作者】谭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文出处】学术月刊【原刊2000年第12期74～81页】【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5期【内容提要】清代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这百来年的小说评点呈这样一番景象：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评点尤其是文人评点仍颇为兴旺；另一方面，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一些思想激进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也大量采用评点这一旧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感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在晚清着实热闹了一番，并随着新兴的报刊杂志在社会上流播广远；同时，人们对小说评点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小说评点正是在这种热闹但又不伦不类的境况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所谓“传统小说评点”大致有两个涵义：一是指小说评点的对象是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小说作品，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小说”；二是指在评点内容和批评思路上仍然以李卓吾、金圣叹等为宗主的评点传统。故而这一类评点可视为传统2小说评点之余波。清后期的传统小说评点在评点对象上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变化，明代“四大奇书”已经退出了评点的中心位置，而清代的三部小说名著即《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引起了评点者的广泛注目。其中对于《红楼梦》的评点尤为热闹，在道光年间就有人统计当时的《红楼梦》评本已“不下数十家”。（注：《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录张东屏《致太平闲人书》。）在这众多的《红楼梦》评本中，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三家评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而就评点特色而言，陈其泰的抄评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和蒙古族评点家哈斯宝的蒙文评本《新译红楼梦》亦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儒林外史》在卧评本之后，此时期也形成了一个评点高潮，咸丰同治年间的黄小田抄评本、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都在小说评点史上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更是集结了一批欣赏和批评《儒林外史》的研究群体，他们以评点这一手段大大推动了《儒林外史》的传播。《聊斋志异》虽然最早有乾隆年间的王士祯评点和嘉庆十三年（1818）的冯镇峦评点，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在这一时期王士祯评点收入此时期的《聊斋》评本中，冯镇峦评点则在光绪十七年（1891）方才问世。而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最广的《聊斋志异》评本是分别刻于道光三年（1823）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何守奇评本和但明伦评本，尤以后者影响更大。此时期的传统小说评点正是以上述三部名著为其评点核心的。除此之外，此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文龙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作批的《金瓶梅》评点，这虽3然是一部抄评本，手写于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金瓶梅》之上，但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非常丰富，也体现了文人自赏这一小说评点的历史传统。余如光绪年间刊刻的《野叟曝言》评本、《青楼梦》评本、《花月痕》评本和清末稿本《莹窗清玩》评点等都是此时期颇有价值的小说评点本。另外，女批评家李友琴为其丈夫陆士谔《新孽海花》《新野叟曝言》所作的评点也值得注意，其评论内容虽不甚出色，但却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罕见的女性批评。我们之所以将上述小说评本称为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主要是就这些小说评点本在批评旨趣、批评功能和批评视角上都体现出了与传统小说评点一脉相承的特色而言的。在批评视角上，此时期的小说评点继承以往小说评点的传统，仍然以人物品评、章法结构等为其评点重心。如王希廉评点《红楼梦》，以“福寿才德”为纲品评《红楼》人物，认为“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可称四字兼全。”余者皆有缺失，如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他并以此为准则评判了众多人物形象。（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本。）对于章法结构的批评也是这些小说评点的重要对象，王希廉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段看”，并以“宾主”“明暗”“正反”“虚实”“真假”等传统观念分析作品的章法结构。又如邹韜评论《花月痕》，认为其“有闲笔、有反笔、有伏笔、有隐笔，无一笔顺接”。（注：《青楼梦》第十三回评语，光绪十四年文魁堂刊本。）其评语也均采用传统评点术语。人物品评与4章法结构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内涵，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术语和品评方法，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将这一评点传统加以继承并在《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中推向了极致。在批评旨趣上，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传统意味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发源于文人自赏的阅读赏评和旨在推动小说商业传播的书商评点，两者在明末清初得以融合，从而奠定了小说评点的基本格局。但清中叶以来的小说评点片面接受了小说评点表现文人意趣的传统，将小说评点引向了一条偏仄之路。这一传统在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中又有所发展，使文人性的评点明显成了小说评点之主流。这也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表现为对作品主旨的探究仍然是评点者极感兴趣的课题，并以个人的情感思想阐释作品的表现内涵。如张新之认为《红楼梦》“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注：张新之：《红楼梦读法》，引自《八家评批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其评点的主体性极为明显，但这种思想却与《红楼梦》基本无涉，故以此为立论依据的张新之评点虽篇幅庞大，然大多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相对而言，陈其泰对作品的把握则比较真切，陈氏将《红楼梦》与《离骚》《史记》相提并论，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继《离骚》者，其惟《红楼梦》乎。”并认为《离骚》《史记》均为发愤之作，《红楼梦》亦然，“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愤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5女子之情视之也哉”。（注：陈其泰评点《红楼梦》第一回评语，《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如《儒林外史》评点和《西游记》评点等亦将对小说情感主旨的分析视为评点之首务，从而体现了小说评点的文人意味。二是表现为小说评点的个体自赏性又有明显增强，自赏性的小说评点发端于李卓吾，在古代小说评点史上不绝如缕，至本时期，这一评点传统达到峰巅状态。此时期小说评点的自赏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小说评点缘于对作品的深深喜爱和痴迷。王希廉谓：“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也。”（注：王希廉：《红楼梦批序》，见《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本。）因而他们将小说评点首先看成为一种个体的消闲和感情的需求，如文龙在《金瓶梅》六十七回回评附记中就这样说道：“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云浓雨细。……看完此本，细数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却是有点心思。使我志遂买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闲也。”（注：文龙批评《金瓶梅》，引自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附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次，正因为他们将小说评点视为个体的消闲，故此时期的小说评点除了公开出版的评本之外，未刊行的评点稿本越来越多，道光年间“不下数十家”的《红楼梦》评本其中多数即为自赏的稿本，余如《金瓶梅》有文龙评点稿本，《儒林外史》有黄小田评点稿本等。这一现象的大量出现正说明了小说评点逐步进入了文人自赏领域。复次，由于小说评点用以自赏，故其评点并不追求功利性的一蹴而就，而是反复研读，间隔批点，常常要花费评点者大量6的心血，甚至倾其半生心力，从而在评点过程中获得一种长久的情感满足。张新之评点《红楼梦》花费三十年功夫，陈其泰批点《红楼梦》亦自十七八岁始，而至四十五岁时终于写定，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文龙评点《金瓶梅》也有三年时间，不断批改。而天目山樵平时好读《儒林外史》，在六十余岁时开始批点，历十余年而不辍。这种长久的批点是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现象，充分说明了小说评点的那种自赏特性。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自李卓吾于万历二十年（1592）批点《水浒》开始，至此已历三百余年历史，其中演进过程纷繁复杂、评点风格丰富多样。但颇有意味的是，小说评点从李卓吾自赏性的文人评点开始，至此又以自赏性的文人评点收局，前者开创了小说批评的新貌，而后者则使小说评点趋于终结，正好形成了一个轮回。这一轮回，就其开端而言，有提高通俗小说之地位、开启小说评点之功用，而就其收局而言，则表明了小说评点与业已形成的那种文人性与商业导读性相结合的评点格局的背离，从而使小说评点终趋于衰竭。二、小说评点的“旧瓶装新酒”小说评点大致在19世纪末出现了新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已基本趋于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可称之为“变体”的小说评点，这一“变体”在20世纪初终于为小说评点画上了句号。所谓小说评点的“变体”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是这些评点7只采用了评点之外在形态，如总评、眉批和夹批等，但在评点内涵和批评术语上则大多抛弃了传统小说评点的固有特性，尤其是在小说评点中大量表现其政治改良思想，从而使小说评点在内容上一新耳目。其次是这些小说评点大多出现在新兴的刊物上，并以连载的形式随小说一并刊行，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均刊行了大量的小说评本。三是这些小说评点主要以“新小说”为评点对象，而这些“新小说”又是以表现当时的政治生活为主体，故小说评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充任了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工具，而小说评点所固有的那种评判章法结构、分析艺术特性的内涵常常付之阙如。晚清小说评点的这一“变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新小说”的提倡者运用评点这一传统形式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评，这一类型的评点者主要有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二是以评点形式对旧小说作出新的理论评判，这以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为代表。（注：此处概括参阅了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第二章的内容，该书由台湾大安出版社1986年出版。）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批主要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晋演义》、李伯元《文明小史》等，其中又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最有特色。该书为梁氏的一部未完成之作，思想庞杂、形式混乱，充满了政治的说教。故其评点也成了政治说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全然忘了评点所应有的思想艺术评析。如小说第四回述主人公游大连旅顺，倍感为列强瓜分之苦，回末总评曰：8瓜分之惨酷，言之者多，而真忧之者少，人情蔽于所不见，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也。此篇述旅顺苦况，借作影子，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新中国未来记》的评点大多可作如是观，故就小说评点而言已全然失去了它应有的本性。梁启超是一位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旗手，在小说史上功不可没，但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故其对小说的艺术特性并无深刻的把握，其评点类同说教也在情理之中。倒是那些小说家如刘鹗、吴趼人等在对自己小说的点评中表现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评语中对历史小说的一段评述：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先后参差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此言历史小说之创作，其观念、术语已与传统小说评点大异其趣，体现了近代文学思想之特质。光绪三十四年（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作者与其说是在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其《叙》云：《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9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撰为通俗之小说，而谓果无可取乎？（注：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版。）他并由此认定，《水浒传》是“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而观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