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产品剪刀差是万恶之源

《工农产品剪刀差是万恶之源》作者：梁荫国过去专家们研究“三农问题”（“农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简称）时，对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以下称“剪刀差”），只是作为一个问题议论很多，没有作为一个严重问题，研究解决办法；而近几年又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把如此重大问题当回事。毛主席说：“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我认为“剪刀差”，是农民权益保护与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不仅新农村建设是空话，同时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也会功亏一篑。我对“剪刀差”定义为“万恶之源”，不是故弄悬殊，小题大做和危言耸听。现在我用摆事实、讲道理，来浅略论证三个问题。第一，“剪刀差”的产生和发展建国初期，工业是一穷二白，没有钱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于是学习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实行了对粮、棉、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采取了强制性的分摊任务和低价收购、低价供应。当时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务，把口粮也卖了。这就是区分城市和农村户籍制的开始。从此，国家从工业、农业两类不同产品的交换（买卖）差价中，赚来大量资金用于工业建设，也就是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对农村和农民来说，就是劳动成果被剥夺了的大灾乱。于是“谷贱伤农”的副作用，在广大农村发生了。我国在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就认识到了“谷贱伤农”的危害。我国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越来越大，那时就已出现了“三农问题”。梁樕溟先生解放前就是全国著名的、研究和实验乡村建设的大学者，和毛主席是好朋友。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揭露了“三农问题”，并为农村和农民鸣不平。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会，对他进行了一场思想大批判，这是很多人知道的史实。从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到现在，虽然从上到下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不合理，但由于建设城市、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又加上国家机构日益膨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行政费用与日俱增；同时国营工商企业大部分亏损，国家每年要拿出两千多亿元进行“输血”。因为国库总是入不敷出，各级财政没有过一天舒心日子，也就顾不上什么“谷贱伤农”，形成“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两难局面。有时迫于农村形势所逼，不得不把每斤（市斤）粮价提高几分钱。这对与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对于农民增加收入，无异于“杯水车薪”。“剪刀差”造成的艰难局面，就是这样维持了五十四年。目前由于工业品价格大幅上升，城市人口普遍不断增加工资和养老金，特别是公务员，多数每月增加一千多元或两、三千元，而八亿农民怎么办？农民增加工资唯一靠粮食涨价，这是面前的紧迫而又回避不了的根本问题。回顾五十多年来，国家对于缩小“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是想尽了办法，也经历了如下艰难曲折的里程。一、调整农业分配中的积累与消费比例。在农民公社时期，由于“剪刀差”的危害，农民普遍感到多劳不能多得。在集体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年底决算分红时，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只能买一盒“大公鸡”牌的香烟，（当时5分钱一盒）。这时群众想到的，是生产队把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用提留太多，社员分配部分留少了，因此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地方政府于是在领导生产队决算分配中，狠抓压缩集体提留，增加社员分配部分，社员的收入略有增加，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费用又难以维持，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群众既不懂得“剪刀差”这个名词，也不晓得是“杀人不见血”的”剪刀差”造成的“种田亏本”。“一亩麦子一瓶酒、一亩水稻一条烟、百斤黄豆一双鞋”的日子过了二十七年，农民思想上只有一个概念：粮食不值钱。农民说，就是雷锋同志还活着，他也不愿意到农村来种田。二、分田到户，实行承包责任制。人们经过二十多年实践，认识到农村仍是没有机械化的小农经济，大集体生产的手工劳动，束缚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农业生产难发展，农民收入难提高，于是在总结安徽小岗村经验的基础上，全国推行了联产承包制。由于分田到户，改变了生产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爆发，全国农村普遍涌现了余粮千斤户、万斤户，农业形式一片大好。但是由于“剪刀差”仍然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农村又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在次现状下，工业化、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粮食和食品供应的需求加大。当时虽然粮食不值钱，但猪、鱼、禽、蛋等农副产品价格一时上升。客观现实使农民领悟到，靠粮食生产还是发富不了，必须走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道路。三、否定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方针，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和种植经济作物，以达到增收的目的。政府和农民都认识到靠种粮不行，于是政府对种粮、棉的面积不做硬性规定，交农业税可以用钱代粮，于是农村出现了麦地改种西瓜，棉田改种果树，水稻田深挖成养鱼池，养鸡、养鸭专业户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城市郊区农民，由于城市人口对蔬菜的需求，加上征地的补偿费，他们很快先富起来了，红砖瓦房遍布城郊农村，也为农民致富树立了榜样。但这是郊区农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广大农村仍然望尘莫及。事物总是向对立面发展。八亿农民都投身于多种经营，又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西瓜堆在地里运不走，大白菜烂在地里，桃子烂在树上，鲜鱼小菜压断街。农副产品的价格仍然赶不上工业产品，农民对农村致富绝望，就千方百计“跳农门”往城市钻；在城里捡破烂都比种田强，于是地方政府出卖商品粮户口的热潮掀起来了。四、政府把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到战略高度。人们这时又认识到在“农”字上做文章总是不行，于是在思想上形成了“无农不稔，无工不富”的概念。发展乡镇企业成了全国上下的战略决策。一时乡镇企业遍布农村，政府也竭尽全力指导和扶植。但由于乡镇企业一是土法上马，二是重复建设，三是科技水平低，终于无法与城市现代化的轻工业竞争，而纷纷中箭落马，上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也打了水“漂漂”。像全国著名的村办企业（如南街村），他们发富完全靠工业（甚至还有钢铁工业）。这些地方的农村建设经验，对全国农村完全没有指导意义。试想如果全国数百万村庄都走他们那条路，那么多产品往哪里销售呢？况且这些村庄都是政府当“特保儿“抚育起来的。前些年我在报上看到一份材料，说是李鹏总理有一次到南街村所在的省、市视察工作。省、市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其中说到南街村是如何的好，并请总理到南街村去看看。李总理说（大意）：”我用不着去看。一个南街村贷款四十亿元。这么多钱给任何一个村，都会搞得很好“。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发展得很好，因为那里自鸦片战争以来，农村的手工业产品就大量出口国外；全世界的华侨百分之八十，是出身于这些地方，具有内地农村无法仿效的优势。前几年不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这些地方参观，结果是“看得到，学不到”。五、实行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由于物价的不断攀升，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本来由国家开支的很多事业费用，都推给了地方政府（如教育等）。地方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就采取巧立名目，用收费的办法以济燃眉之急，于是农村普遍出现了“头税轻，二税重，三费是个无底洞”的局面。为了堵塞收费这个无底洞，规范农民负担项目，农村普遍实行了“费改税”，把农民的负担，规范成一税包干。实践不到两年，农民种田亏本的状况，由于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反而农产品价格原地踏步，因而全国农村出现了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反映的“三农问题”。当时我就认为农民贫困，并不是税收引起的，而主要是“剪刀差”不断扩大。因为减少税费的好处，都被工业品的价格抵销了，农村的“三农问题”依然如故。六、国家干脆不要农业税了。这可说是一条过硬的措施，实现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创举。农民一时欢呼“万岁”，满以为这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农民工纷纷返乡要田种。不料好景不长。由于样样工业品涨价，唯独粮食价格不动，返乡种田的农民仍然种田亏本。不仅物价上涨，还有农业服务部门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花样收费。比如农村兽医站，以前劁母猪是不收费的，以后劁一头母猪收费十五元。农村小型水库，本来是农民投资投劳修建的，从来用水不花钱，现在抗旱用水普遍收费。现在农民种田全靠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如果要想一亩水稻产八百市斤，必须复合肥一包（80斤）六十元；碳酸氢氨二十斤，十五元；除草剂一次，二十元；喷农药二次，六十元。仅此四项就需开支一百七十五元，还有良种、机耕、灌溉各项开支更大。不仅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村雇工的工价也大幅上升。种田大户和缺乏劳力的农户需要雇工种田。现在男工一天是八十元，女工一天是六十天，不仅供三餐钣，还要喝啤酒，这又大大增加了种地的成本，所以种地大户也一样亏本。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一批新农工。这些人不出外打工（多是些无文化的老实人），自己的田给别人种，或者只种一点口粮田，夫妻二人都在本地帮人家种田。他们劳动比在城市打工辛苦，但收入比较高。一个劳力一天纯赚八十元，一年三百六十天，出勤天数打八折计算（二百八十八天），一年可赚二万三千元；如果夫妻二人打工，一年可纯赚三万五千元。农村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在农村种田，于是从城市返乡种地的人，又纷纷出外打工去了。七、提倡“产供销”一条龙，实行农产品深加工。这些年来，对农产品深加工的办法，在农村实行过，多数的效果不够理想。由于农村的加工条件，总难敌过城市的大加工业，加上物价上涨，成本越来越高，产品往往不能畅销，有的微利维持，有的早已垮台。像河南省南街村的方便面畅销全国，那是极少的事例。现在重庆市面上等地方，又提出土地入股，实现城乡一体化。土地入股，看是向什么公司入股。如果是以农产品进行生产的公司，它仍然逃不脱“剪刀差”魔掌。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城市周边地区，林特产区和经济作物集中区；对以生产粮、棉为主的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仍是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只想想全国大小国营农场，在分地承包到户之后，一样是生产的粮食不值钱，现在仍是“三农问题”与广大农村一样严重，报纸上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总之，解决“三农问题”过去是招招失灵，其原因同治病的道理一样，是没有找病根，进行对症下药。尽管服药无数，还是百病缠身。同时在这里还是说明一个问题：我国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工商企业大部分私有化了，认为“剪刀差”的好处，是私营企业剥夺走了，国家没有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个情况。因为工农产品的价格仍然由物价局掌控，国家通过税收手段，装进了国家的口袋里了。同时，国营大型企业（如电力、石化、钢铁、汽车、电讯）在数量上看起来很少，但在产品、产值数量上仍然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剪刀差“的好处仍然利在国家。第二、“剪刀差”的巨大危害我们说“三农问题”，并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看问题有个标准和可比尺度的前提。任何人不得不承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就农民吃穿用住四个方面与“吃大锅饭”时对比，可说有天壤之别。从住房来说，过去农村有不少是草顶泥壁的农舍，现在多数住上了砖瓦房，少数还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农村已有少量农业机械和基本普及了电灯、电话、电视；过去穿衣（包括干部）多数人是三处（衣领、膝包、屁股）打补丁，现在多数穿的好布料；至于吃的方面，食油、猪肉等多种商品凭票供应，现在是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现在中国农村，除中西部边远山区变化小些外，大部地方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农民为什么还是把农村看成是苦海深渊呢？因为世界在发展进步，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欲望和要求，就不仅是有饭吃、有衣穿的生活了。比如六、七十年代，农村女青年出嫁，男方的聘礼如果有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就是了不起的奢侈；现在动不动就是要有楼房、彩电、手机和摩托车。因此“三农问题”，是农村发展进步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因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剪刀差”造就了城乡二元结构。马列主义的原理是经济决定政治。工人和干部的收入是靠发工资；农民的收入是靠出售粮食和农副产品。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是规定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如果地区之间生活水平不同还要进行财政补贴。农民的经济收入，“剪刀差”从中打了折扣，该得的收入只有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因此农民收入低，家庭贫困，必然造成政治地位低，这就是“二等公民”的产因。许多学者认为，解决二元结构要很快解决户籍制问题，政府也在这方面花大力气。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是户籍制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