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新加坡《联合早报》，愤青们请耐心看完。历史照进现实，不要做梦了。（有些挺有道理的，可以多一个参考点）来源：祖纪超Zuma的日志来源：李波的日志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2010年3月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决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两院制的影响。对此，看看新加坡媒体怎么说。【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0日文章】题: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以下为联合早报网全文，与《参考消息》报上文章略有差异(参考家园网站注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