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_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

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0年第3期No.32010135$▋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沈国兵姚白羽∗摘要：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和PooledEGLS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非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取决于增大的国家j市场规模、提升的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2)随机效应证实，国家或地区j与中国地理距离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过，Hausman检验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是更加有效的。(3)1995—2006年韩国、日本、美国等24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应不敏感，同期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国家反应敏感，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具有国别性差异。(4)温州经验表明，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经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特定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应追求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对策是，中国可利用贸易回转效应、加强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应区分贸易国别，精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贸发展之间的平衡。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外贸发展；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往往代表着减少或增加贸易的扭曲因素，进而影响到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此，理论文献经常把知识产权保护与一国的贸易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国贸易发展受制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是，中国快速的贸易增长却发生在有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下。由此，传统的关系认识受到了新的挑战。Fink和PrimoBraga(1999)认为，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影响贸易流量，则这一影响对于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应是最为显著的。这样，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中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而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主要涉及的是专利保护①。据此，本文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来探究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沈国兵、姚白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00433)，E-mail：[e-mail]。本文是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07BJY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项目号：08JJD790138)的资助，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基地国际环境研究项目资助。①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经验研究中与国际统计数据口径保持一致，我们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界定为中国高技术产品。沈国兵、姚白羽：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136理论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之间关系有两种影响方向：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发展的影响；二是贸易发展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需求。就现有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总体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效应。Maskus和Penubarti(1995)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两个相反的力量(市场扩张力和市场控制力)同时影响到贸易，结果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有着不确定的影响。PrimoBraga和Fink(1998)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贸易流量的净效应是不明确的，贸易的净效应将取决于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控制力效应谁占主导。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6)也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有着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会倾向出口其专利产品到有较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外国市场；另一方面，企业可能选择减少在外国市场的出口销售。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对行业贸易发展的差异性效应。Maskus和Penubarti(1995)认为，更强的专利保护对于大小发展中经济双边制造业进口都有着正向影响。Fink和PrimoBraga(1999)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非燃料行业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对单一的高技术产品行业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却不显著。Rafiquzzaman(2002)证实，专利权是加拿大制造业出口水平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总体上加拿大趋向于更多地向那些知识产权相对强的国家出口。Yang和Woo(2006)证实，一国是否遵守知识产权协定对从美国进口植物种子没有明显的影响，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并没有引致更多的农业贸易。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综合效应。Smith(1999)证实，专利权强度对美国出口向中低收入国家有着市场扩张效应，而对美国出口向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有着市场控制力效应。Rafiquzzaman(2002)给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加拿大的出口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反应。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和模仿能力对双边贸易的综合效应。Smith(1999)研究发现，美国出口取决于进口国的专利权，但是二者关系的方向取决于进口国的模仿威胁。Rafiquzzaman(2002)证实，即使在模仿威胁高的国家，更强的专利保护也会导致更大的加拿大出口；而在模仿威胁低的国家，更强的专利保护会导致更低的加拿大出口。Al—Mawali(2005)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模仿能力都不是决定产业内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但是二者的综合力量是决定南非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五，贸易发展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生效应。Ferrantino(1993)认为，如果企业完全地通过出口满足于一个市场，那么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是最小的，因为生产过程本身在海外，潜在的模仿者很难直接观察出来。Kumar(2002)认为，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很可能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Ostergard(2003)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利益集团可能形成，以寻求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的目的是发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0年第3期No.32010137展一种适应其需要的知识产权战略，以平衡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已有的文献研究主要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发展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效应在总体贸易和行业贸易上是不确定的，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模仿能力的影响。本文聚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外贸发展，不仅探究这一争议的影响效应问题，而且强调中国经贸发展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需求效应。为此，我们选取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为例来探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并且，以中国温州地区为例阐述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之间的互动效应。本文具体进展如下：第二部分就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构建理论模型，并作变量预期符号说明，第三部分就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做出经验分析，第四部分以中国温州地区为例探究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之间的互动效应，第五部分给出结论及对策。二、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变量预期说明根据文献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的理论模型，按照进口和/或出口可分为三类：(1)聚焦进口的模型主要有Maskus和Penubarti(1995)、Yang和Woo(2006)；(2)聚焦出口的模型主要有Smith(1999)、Rafiquzzaman(2002)；(3)聚焦进口和出口的模型主要有Fink和PrimoBraga(1999)、Al-Mawali(2005)。在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的理论模型上，经济学者大多使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本文也不例外。我们选取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为例，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理论模型，并做出变量选取及预期符号说明。(一)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及变量选择，结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影响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实际因素，我们基于引力模型做出自己的变量取舍，构建出以下对数形式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计量模型，并估计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jtHM(即主要贸易伙伴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敏感度。鉴于混合最小二乘法存在着横截面异方差问题，在这里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据此，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常系数计量模型是：01234lnlnlnlnlnjtttjtjtHMPGNPGNααααα=+++++56789lnlnlnlnjttttjttVEHCTAIPTEIPααααα+++++10ln(1)lnttjjtIAIPbeα+++(1)沈国兵、姚白羽：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138因变量jtHM是中国从国家或地区j高技术产品进口，即国家或地区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0α为共同截距项，jb是特定国家或地区j的固定效应，如与中国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等变量的影响效应为jb所控制。模型中变量系数110,...,αα不随时间和横截面变化。解释变量tIP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专利保护水平衡量。控制变量：tPG和jtPG分别是中国和国家或地区j的人均实际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tN和jtN分别是中国和国家或地区j的人口数量，代表市场规模。jtVE是国家或地区j高技术产品出口产出，代表进口可获得性。tHC是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代表匹配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人力资本质量。tTA是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率(%)，代表进口贸易扭曲的因素。lnlnjttTEIP是国家或地区j技术禀赋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交互项，代表国家或地区j技术禀赋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敏感度，会影响到国家或地区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ln(1)lnttIAIP+是中国模仿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交互项，代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模仿能力形成可能的约束，进而影响国家或地区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模仿能力(%)与1相比很小，我们对其作对数化处理；而中国人力资本质量(%)和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率(%)与1相比不是很小，不宜做此对数化处理，否则误差较大。jte是模型误差项。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知识产权在吸引贸易流量上的作用而非创造贸易流量，因而我们仅使用贸易流量的目的地知识产权指数作为解释变量(Fink和PrimoBraga，1999，)。据此，进口模型中取高技术产品进口目的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二)进口模型变量的预期符号及数据说明1.变量的预期符号根据进口计量模型变量设定，在对数引力模型中，两国人均实际GDP、两国人口数量、国家或地区j高技术产品出口产出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系数是变量弹性。其中，解释变量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代表国家或地区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受保护的制度环境。理论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贸易具有双重的影响效应，贸易的净效应将取决于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控制力效应谁占主导，因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贸易的影响理论上是不确定的。但是，考虑到中国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因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外国企业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预期符号为正。控制变量：中国人均实际GDP，代表进口方经济发展水平。理论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越多，预期符号为正。中国人口数量，代表进口方市场规模。理论上中国市场规模越大，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越多，预期符号为正。而国家或地区j人均实际GDP和人口数量的系数方向不确定，因为国家或地区j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既有出口效应也有进口效应。国家或地区j高技术产品出口产出，代表进口可获得性。一般而言，国家或地区j出口产出上升的压力会松动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可获得性上升，预期符号为正。中国人力资本质量，预期符号为正，因为中国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可以匹配更多的高技术产品，因而高技术产南开经济研究NANKAIECONOMICSTUDIES2010年第3期No.32010139品进口需求会增加。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率，代表进口贸易扭曲因素。一般来说，高关税率不利于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预期符号为负。国家或地区j技术禀赋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交互项，代表国家或地区j技术禀赋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敏感度。技术禀赋高的国家在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