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1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张中锋(济南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002)摘要:《父与子》所蕴涵的是一场文化冲突,在冲突中无论是贵族文化还是平民文化,都暴露出了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作家在对文化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关键词:屠格涅夫《;父与子》;贵族文化;平民文化;人文理性;科学理性;文化理想主义对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评价,历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人们往往从政治功利目的出发,来臧否这部作品。尤其是建国后我国评论界对《父与子》的评价,大多套用列宁有关19世纪俄国革命发展三阶段的理论。由这个理论可以得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不过是贵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必然阶段,而这种“过渡性”便自然决定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双重性,即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革命的双重性反映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身上,就是其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巴扎罗夫坚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贵族兄弟,显示了平民阶级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巴扎罗夫世界观的局限性(信奉机械唯物主义,而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在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巴扎罗夫常被冠之以“新人”、“革命民主主义者”或“民主主义战士”等政治称谓。巴扎罗夫的死则象征了平民知识分子最终也难以承担革命重任,俄国的革命则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至于作者所塑造的基尔沙诺夫形象,他们只不过是作为贵族阶级必然为平民阶级所淘汰的历史“见证材料”而出现的。而青年贵族阿尔卡狄也不过是先受平民思想影响,后稍遇情感“挫折”终又退回到贵族立场上去的年轻“父辈”而已。以上这种评价人物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和概念化。尽管我国对于屠格涅夫的研究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至今对屠格涅夫最有争议的作品———《父与子》的研究,难以有新的突破。上述对人物及其作品的评论观点,在我国评论界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散见于各高校所用的外国文学教材之中,几近成为定论。因此,我们只有打破这一政治思维模式,才可能使《父与子》的研究得以深入。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出发,把《父与子》中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看做是一种文化冲突,这样不但揭示出各自文化的局限性,而且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理想主义,从而使人物及其作品获得一种新的文化阐释。屠格涅夫在政治上主张俄国必须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是“渐进”式的。在屠格涅夫看来,俄国不能再走专制主义道路,否则就会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在俄国施行资本主义共和制则时机尚不成熟。从当时俄国的实际状况来看,屠格涅夫的政治主张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俄国工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阶层,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形成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马克思曾慨叹德国吃够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实际上俄国也是如此。工业发展缓慢,阶级分化不充分,因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党派,其政治思维都极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不是平民知识分子而是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平民知识分子却去代表落后的宗法制农民(人民)的意识形态,难怪平民知识分子会陷入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的境地。因此,屠格涅夫主张俄国要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是比较符合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的。当然这种“渐进”意味着巨大的文化启蒙,即只有提高全俄国人的文化素质,一切政治改良的进行才是可能的。在屠格涅夫看来,这种文化启蒙光依靠贵族阶级不行。贵族阶级所代表的贵族文化曾在传统社会,为整个社会提供着精神资源,而在新的形势下,贵族文化却常常陷入一种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因此新形势需要一种新文化来启蒙,以济贵族文化之困。这当然需要作者去发现。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俄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敏锐的屠格涅夫发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正在俄国涌现,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阶级。他们意志坚强、勤奋务实、富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反抗专制、反2抗权威、崇尚自然科学,因此,这是一种新文化,一种完全不同于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屠格涅夫一旦发现了这种文化,便迅速地捕捉进自己创作的《父与子》中,并通过主人公巴扎罗夫体现出来。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接受了西方文明,即他崇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和实证性使他对于一切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怀疑,因而他对贵族特权、专制政体以及教会制度等这些难以证实的“东西”采取否定态度,从而否定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整个上层建筑,即贵族特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包括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基础,显示了平民阶级批判的彻底性。巴扎罗夫除了崇尚科学之外,还崇尚自然,这是巴扎罗夫对付贵族特权的另一重要武器。对自然的崇尚使巴扎罗夫认识到人和自然是相同的,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因此人与人之间,乃至与万物之间,都是一种平等关系,根本不存在等级特权问题。并且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否定了人异于动物所具有的情感性———首要是宗法情感———专制者统治人民的特殊手段。对此,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因此巴扎罗夫对宗法情感的否定,再一次显示出其对贵族特权进行否定的彻底性。当然,科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自然是一种研究对象,因而崇尚科学和崇尚自然应该是统一的。虽然“自然”和“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但在巴扎罗夫身上却具有了社会科学意义,构成了巴扎罗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科学的理性。这种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平民文化,也就自然具有了反对封建专制、追求平等的部分资产阶级性质,从而使平民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对文化所提出的要求,故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不但和贵族文化相对立,而且也和农民的宗法文化相抵牾。因此,巴扎罗夫对农民的轻蔑并非其缺点,他对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愚昧的批判和对各种美化农民的“民粹”论调的讥讽,正说明了平民文化的独立性。由此看来,平民阶级既承担着改造贵族阶级的任务,也承担教育和启蒙农民阶级的任务。以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平民文化,始终也没有提出完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平民文化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从严格意义上说,俄国的平民文化只是一种准资产阶级文化。平民文化对上层建筑的否定,固然体现其对贵族阶级否定的彻底性一面,但对于上层建筑的否定必然带来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从而也必然否定了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等价值理性,因此,尽管巴扎罗夫意志坚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兄弟,但他仍然时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无聊感,有时甚至非常消沉和悲观。因此,为了弥补自己的精神空虚,巴扎罗夫只好拼命地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没有人文价值指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容易把科学本身当成目的,而人很容易沦为研究本身的工具,甚至是科学技术的奴隶,因而巴扎罗夫在反封建专制的同时,会发展成为科学专制;在反对贵族特权之时,又把平民知识分子当成特权,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2]因而巴扎罗夫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不但否定了人生意义,而且也使其在追求平等和民主的同时,潜在地存在着反平等反民主的倾向。同时,巴扎罗夫崇尚自然,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进而否定人的情感,这固然有对宗法伦理情感的消极性进行否定的一面,但由此而否定人类的一切情感则走向了极端。因而巴扎罗夫所崇尚的自然,不是卢梭所认为的人的自然情感,而是自然本身,正如巴扎罗夫自己所说的“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3]。3巴扎罗夫在对人的情感否定中,首先否定了人的伦理情感(因为动物是没有伦理情感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对其父母的过分冷淡上。在这里,巴扎罗夫把对宗法情感等级特权的否定,与一般的伦理情感混在一起,从而带来了对伦理道德的否定。其次,在对待人的感情上,巴扎罗夫也不承认人具有爱情这一特别的情感现象。在巴扎罗夫看来,男女之间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雌雄生物交配前的吸引罢了。“所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东西”[4]。因此,在他眼中尼古拉的情妇、农奴出身的费涅奇卡,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生物罢了,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事实上巴扎罗夫也并没有动什么感情。但是后来巴扎罗夫遇到了贵族夫人奥津左娃,却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再也保持不住生物式的冷静。“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沸腾;固然他不难使他的血静下来,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盘踞在他心上,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5]。这就是爱情。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巴扎罗夫对奥津左娃产生爱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个曾经有过“平民”经历的贵夫人身上,已具备了某些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一见钟情是必然的。但巴扎罗夫又不能主动追求她,因为那样他将面临着一贯否定贵族和否定情感的双重理论的破产,他将陷入更大的痛苦。“⋯⋯奥津左娃在巴扎罗夫的心中唤起的感情,这感情使他痛苦,还使他愤怒,可是倘使有人对他隐约地提到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轻蔑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罗夫很喜欢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奇怪托更堡同那一切恋爱诗人和浪漫诗人为什么不给送进疯人院去。⋯⋯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跑到树林里去,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6]更为糟糕的是,持有这种世界观和爱情观的巴扎罗夫,便把人与人之间看得没什么本质区别,就如同树木之于森林,如果有区别也是病人和健康人的区别。[7]这种形而上学观念使他和奥津左娃在言谈中难以形成沟通,最终导致爱情的失败。同时,既然人是没有情感的动物,那么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动物式的竞争、适者生存的关系,那么在巴扎罗夫身上表现出反抗贵族特权的革命性一面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对人类残酷性的一面。巴扎罗夫只崇尚“力量”,而“力量”本身的非道德性使他最终失去了朋友和亲人,成了孤家寡人。总之,巴扎罗夫对“科学”和“自然”的崇尚使他只肯定了人的科学理性,而否定了人不同于动物所特有的人文理性和伦理情感,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巴扎罗夫所信奉的“理论”是柄双刃剑,他在否定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张扬科学理性、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却潜在地存在着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反启蒙、反文化乃至反人性的一面。因而巴扎罗夫会从反沙皇专制主义走向自然专制主义,会从反贵族特权走向平民知识分子特权。当然,巴扎罗夫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俄国缺乏西欧式的文化启蒙和人文启蒙的思想运动。俄国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其内核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更多地类似于基督教的怜悯和同情,难怪别尔嘉耶夫说:“在俄国没有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俄国人经常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混为一谈⋯⋯”“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向反人道主义的转变”[8]。因而俄国的文化启蒙在巴扎罗夫身上只发展了科学主义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缺乏对个性自由的深度理解(把“自由”简单地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因此,当巴扎罗夫标榜自己为“巨人”时,只能说他是患有思想残疾的“巨人”,这种“思想残疾”导致了巴扎罗夫不会走得太远,因而巴扎罗夫与其说是被病菌杀死的,不如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