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难题)

谈谈李约瑟问题李约瑟（Dr.JosephNeedham，1900-1995）李约瑟李约瑟（Dr.JosephNeedham，1900-1995），英国人，24岁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成就斐然，被称为英国“胚胎学之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1937年开始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写出了跨越4000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总共7卷（34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高成就。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李约瑟问题（难题）是指什么？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1、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2、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其实也就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落后西方社会原因的探讨。“李约瑟问题”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吗？自从李约瑟提出该问题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总结起来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与西方社会有以下原因：（1）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轻视理论研究。（2）儒家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的散失。（3）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4）中国的官僚体制。“李约瑟问题”的认识过程（1915－至今）1、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清代学术概论》王阧（1888-1966），化学家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2、抗战胜利前后时期（1944-1947）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社会经济制度。抗战胜利前后时期代表人物陈立（1902-），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1）拟人思想的泛生论；（2）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3）没有逻辑；（4）没有分工；（5）客观与主观的混淆；（6）理智的不诚实等等。而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反映著宗法社会的组织。——1944.7竺可桢（1890-1974），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家、科学史家“由於环境，即四个抑制因素，为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如。而封建官僚的基础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云云”，“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1944.73、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2）从各个方面思考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代表人物陈平（1948－），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陈平/光明日报/1979“对于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的探讨”——陈平/1980“技术革命的道路和技术经济的规律”——陈平/1981金观涛（1943-）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摘自《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范岱年4、成都会议以后（1983-至今）看待李约瑟问题出现较大变化，考察这十多年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吴忠，1985年《自然法、自然规律与近代科学》：探讨了李约瑟提出的“缺少‘自然法’概念，也许是中国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原因”。吴彤，1997年《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於中国，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这篇文章的思路和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问题。另一类则对“李约瑟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席文，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把欧洲的历史描绘成一条逐步取得成功的上升的曲线（当然也有挫折，……），而把非欧洲文明描绘成失败者的舞台造型”，“李约瑟问题虽有启发性，但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境（Context）不同於西欧，不应该要求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发生於中国”。席文提倡历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科学史研究方法，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把科学革命看成是“类似於历史的进化”的一个过程。他反对把近代科学看成是“普遍的、客观的和没有价值偏见的”科学观，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有特定的环境特征”。江晓原，1991年《“李约瑟难题”献疑》认为：（1）中国古代并没有在现今意义上的科学；（2）“据和现代科学水平接近的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杰出”，来衡量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大成问题。第三类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反思过去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1）西方文明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华文明没有诞生近代科学（2）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进行比较，中华文明缺少的东西就是中华文明没有诞生近代科学的原因。（3）把近代科学的诞生完全归因于西方文明，没有看到其他文明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作用。近代科学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没有西方文明，近代科学不可能诞生；没有东方文明，近代科学也不可能诞生。但这种融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现，却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种是必然因素，另一种是偶然因素。西方近代科学兼具了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因此近代科学就诞生在西方。展望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以及近十年来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我感到，我们可以对“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中的缺陷进行修正，但应该更多的开展从古到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史、科学史方面的比较研究。（1）首先是对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到十七世纪中西方文化和古代科学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科学或科学革命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是在甚么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是如何长期缓慢地发展的。（2）研究十七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初，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甚么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3）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学以及科学的体制，但中国近代科学为何仍不能顺利发展，为何仍然落后于欧美。总上所述，我认为：一方面要加大向西方世界学习科技的力度，吸收科学思想、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要在新时代用新眼光去审视和解读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找到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唯此才是使中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并使中国科学领航世界科学的根本途径。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李约瑟博士，感谢他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谢谢大家！